况且中共当年就是靠“解放妇女”之类的口号骗得无数受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影响的“新女性”为受苏共操纵的中共颠覆中华民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丁玲（1904－86）堪称“新女性”的代表。她于42年在苏区首府延安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后因此遭受的迫害就足以证明中共所谓的解放妇女其实是把女人异化成共奴，把丁玲们变成党代表。总之，以宣扬女“性意识”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而登上文坛并被选为“标准女性”的丁玲在投身共产革命后居然写出“没有女主角、没有爱情”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类的党性宣传品。
六十四年后的今天面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有很多感想，但笔力有限，只能略写几点。
从丁玲的文章中可以获知，当年象她一样投奔延安的新女性主要从事医护工作。但“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品头论足大行其道自然和在延安实行集体主义密不可分。那时已等级森严，有的“被逼着带孩子”，有的有着保姆。有保姆的女同志多半漂亮，因为“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让我立即想到江青。同时在延安盛行离婚，且“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就是说共产党员多见异思迁。让我惊讶地是丁玲对“女同志”吃堕胎药、刮子宫一点不惊讶。就是说，新女性似乎不知道腹中的婴儿也是生命，更需要得到关爱。
记得一次我和一位在德国之声工作的女同胞聊天，当我回答说我没有打过胎时，她表示不相信，因为在她看来打胎是大陆女性的生活经验。这何尝不是当家做主的中共蔑视生命的表现？
38岁的丁玲认为“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对此她的建议是“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
丁玲既信奉共产主义，又宣扬女性主义，而我则在18岁时选择了后者，在30岁时抛弃了后者。就是说，我和丁玲的世界观相反。依我来看，男女生来就不同，如何平等？我不想和男人平起平坐，因为我乐于坐在心上人的怀里。我虽然也一直在“强己”，但只是为了完善自己，博得心上人的欢心，而不是为了要取得平等。
丁玲的建议在我看来也行不通。首先，生病与否就由不得自己做主。她主张凡事“用脑子”，而我主张用心思考。想来她是为了鼓动读者为共产主义献身，所以号召“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读到这儿时，我开始发笑，因为我一直带着“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年近不惑还不愿放弃；月下弹琴，花前吟诗，诸如此类，什么都可能让我感到幸福，但肯定不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这就是我两次因乡思而试图海归，但一见情况不妙便赶紧溜之大吉的原因。
我只有逃到安全地带，躲在自由世界，才会在清水君、张林等男子汉的感召下想起我身为女作家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才会站出来挑战中共……我希望能帮更多同胞意识到在“党天下”人们只有猪权，助男女老少，尤其是腹中的婴儿象我一样获得人权。
最后向特意在今天绝食声援高智晟的四川老乡邓永亮表示诚挚的敬意。如果这样的男子汉层出不穷，那么，我呼唤的蓝色革命一定会早日来临。
我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届时就用不着我再辛苦地撰写檄文，毕竟我更爱写情诗。
2006年3月8日
于莱茵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