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迷住了投资家和整个世界。但是，在高楼大厦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工厂的背后，腐败猖獗，大量浪费，并且没有任何改善的企图。如果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将来就会倒塌，而不是民主。
唯一比中国经济增长更迅速的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着迷程度。一月份，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四强之一。12月，报道称中国超越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产品出口国。很多的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在2020年将仅次于美国，2050年就会超过美国。
商业界谈论着中国同时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最大的市场。私人的公司对中土之邦充满了好奇。Nasdaq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就像.com时代一样。一些世界领先的公司，包括美国银行，城市银行和HSBC，投资了上百万来买中国国家控制的银行的少数股，尽管其中很多都已经资不抵债。每个国际汽车公司都在中国建造新的设施，而不在乎泛滥的市场和突降的利润率。
就在我们都开始向中国学习并惊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成就之前，我们先等一下。仔细一看，中国的数据就失去了它的光彩：西方的大量投资是中国经济强大的基础，存款率居高不下，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和超级的工作热情，这些都在掩盖着背后的种种问题。
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不如同期其他的东亚各国，如日本，南韩和台湾。中国的银行系统无法贷款，可能是亚洲最脆弱的银行系统。
和印度比较的结果就更加惊人，在6个主要的经济领域中（包括从汽车到电讯），在1999到2003年间，印度公司在投资的收回比率方面比中国相应的公司高80％到200％。
在炫目的光环背后隐藏着中国，这个"新列宁主义者"政权的根本脆弱。毛泽东时代崇尚平均主义，然而“新列宁主义者”奉行精英统治论，从专家政治论者、军队和警察，还有新崛起的社会精英(专家和私有企业家)及外国资本那里获取支持--然而这些在毛泽东时代都是遭到排斥的。尽管新列宁主义使该执政党更加坚韧，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们自毁的力量。特别是寡头资本主义、腐败夹杂着社会不公的日益蔓延，使其处境更加危险。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逐步改革，如今的中国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了吗？正如大多数民众所猜测的那样，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虽然中国是最早开始进行严肃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最近数据表明，通过调查全球127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包括国家政策、国际贸易、财政方针和法律体系等指标)，中国排在倒数第三位，位列多数东欧国家、印度、墨西哥和所有东亚邻国之后，仅在缅甸和越南之前。
中国经济依然壁垒重重。根据2003年官方数据，国有企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的38%，拥有8500万雇员，约占城市劳力资源的三分之一。而私有企业仅雇用了6700万人(在多数亚洲国家，国营企业产值仅占GDP的5%。传统上，印度被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它的国营企业产值也不足GDP的7%。)
北京仍然占有大部分资本。在2003年，国家控制了价值1.2万亿美元的资本额，即56%固定工业资产。并且政府依然作为经济控制领域的"最高权威"。在那些最为重要的领域里，包括金融服务、银行业务、电信、能源、钢铁、汽车制造、自然资源和运输业，它既是垄断者又是统治者。为了保护垄断利益，它阻止国内私有企业或外国公司进入这些市场(尽管在一些领域，如钢铁、电信和汽车制造业，国有企业间存有一些竞争)。此外，政府通过发放银行长期信贷和授予土地使用权利等手段，继续严格控制大部分投资项目。
许多观察员认为，北京对经济的紧密控制意味着它的改革过程是残缺不全的。可以想像, 完全解开对市场力量的束缚最终将导致民主自由和政治多元化-- 并且进一步促进经济自由化。
一些乐观的看法忽略了这个政权对中国经济成果极度贪婪的占有欲望。很少有独裁政权可以单凭高压政策维持统治。大多数高压政权会拉拢重要的赞助者，譬如官僚机构、军队和商业集团。换句话说,一个独裁政权如果接受充分的经济自由化便会危及它的政治统治。没有任何独裁政权比北京更了解这一点。
如今，北京监控着一个庞大的任免系统，以确保将权力分配给对其忠心耿耿的拥护者。81%的国营企业首席主管及56%的资深主管都由中共任免。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企业改革至今仍未触及这种任免方式。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外表被转换成股份公司，一些甚而在国外上市)，党委书记和公司理事会主席多半是同一人。2001年以来， 6275个国营大、中型企业中70% 被“股份公司”化，中共党委成员也是理事会成员。2003年，总计530万党员干部在国营企业中持有主管的位置，这些人占全体党员人数的8%，都市党员的16%。
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存在国家和大型企业之间这种混乱关系，而中国更易受影响。独裁统治和经济优势的组合助长了致命的寡头资本主义，统治阶层的寡头们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获取财富和特权，不惜牺牲公正和效率。世界银行估计,在1991年和2000年之间，中国几乎三分之一的投资决策被误导。中国中央银行的研究表明，2001到2002年，60%银行坏账都是政治性借贷造成的。
问题仍在继续。在2006 年初，中国经济计划制定者透露, 11个主要资本集中制造业都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
国营企业惨淡经营。在经济比较景气的2003年，平均投资回报率只有可怜的1.5% 。超过35% 的国营企业亏损，1/6的企业负债大于资产。中国是唯一的同时拥有经济增长记录和不良银行贷款记录的国家。
多方面的信息暗示了地方性贪污。1992年到2002年，"巨额贪污案例" (金钱数额在6, 000美元之上)数量几乎加倍。腐败官员级别不断升高，越来越多的高官落网。由官方指控的县级或以上的贪污官员数量，从1992年的1, 386人上升到2002年的2,925人。
乐观主义者也许相信, 这些数据揭示了执法力度的加强从而抑制了腐败蔓延，但有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不诚实的官员面临严厉处罚的风险很小。在90 年代，每年平均有140,000 中共干部和成员涉嫌腐败，他们中仅有5.6% 被刑事起诉。2004 年，170,850名中共党员和官员被牵连，但只有4,915名 (或2.9%)被刑事起诉。犯罪官员逍遥法外在中国司空见惯。
在腐败官员的招供中，他们经常将自己的不良行为归咎于共产主义信念的丧失。更有资深中共官员还向算命先生咨询他们的仕途。统治官员们前途未卜，缺乏安全感。对未来充满恐惧，一些官员迫不及待的要在任期内把他们的权力变成财富。2002 年，几乎20% 官员被指控受贿，因滥用职权受罚的官员中近30% 不足35岁。
迅速经济增长并未导致政治多元化。一些观察员推测，也许中国是因太穷而不能实行民主。但国民平均年收入几近1,500美元 (如果考虑民众购买力，则为4,500美元)的中国已经比许多贫困的民主国家更富有。部分的民主已经成为经济扩张的牺牲品。快速增长支持了北京政权的合法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经常由旧政权无能和失职导致的经济危机引起。）同时，对统治阶级来讲垂手可得的财富会扼杀一切来自当权者内部的民主转型。权力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因为权力可以转变成为过去的财富和特权。
奢侈的政府耗费巨资在法律和法规方面以确保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分享政权的必要。自从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中共花费几十亿用于蓄养准军事性的警力（武装警察）来弹压不安的状态。为了应付信息革命尤其是网络带来的威胁，中共政府混合使用了科技能力和政策管制。
中国的“网络警察”，官方称为国家安全部网络安全监督局，被报道有3万多人。中共精练的策略“选择性压制”是针对那些公开挑战它的权威，并且远离大众的人。中共是极少强权国家允许同性恋和群交，但是不允许异议。国内的反对中共的团体和可能挑战中共权力的个人都是要被隔离和打击的。
中共已经为它政治体系的缺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衍生出腐败。它新的党魁已经知道败坏的程度，正在采取微小的举动来纠正它。在当下，中国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无尽的人力资源隐藏并且弥合了败坏的统治，但是这一切也仅仅是勉强维持到目前为止而已。很快的某一天，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系统是否能通过这个压力测试：经济上的震荡、政治上的巨变、公共医疗危机或者是生态大灾难。
（大纪元记者杨伟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