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6月7日，在绝食4天后，我被北京市看守所转进了设在公安医院地下室的病犯区。8月25日，严管一周后我被转到小囚室。这里有4个床位，只有一个囚犯。我被四肢固定在20号床，19号床上同样固定着一位瘦骨嶙峋、赤身裸体的法轮功老人。我永远难以逼真地描述出所看到的情景，首先你应该建立起耄耋老人枯槁的面容形象，然后是非洲饥民干瘪的躯干和四肢，肤色换成黄黑色，再把这些安置在阴森可怖的中世纪刑讯室和血腥扑面的法西斯解剖台的混合背景中：血迹斑斑的躯体，厚重的水泥墙，铁窗下两副扣入皮肉的手铐，一套锈迹斑斑的重镣，灯光下一个瘦小骨架在铁床上被四肢分开、上下拉直，凌乱的输液架上垂着滴血的针头，最后你还需要建立起20年前公共厕所的视觉和嗅觉，床上、墙上、地上和老者身上满是粪便、污渍。并且还有一群戴着口罩的打手虎视眈眈地围着你。如果能够把这些同步合成起来，你脑海中闪现出来的画面就比较接近于我当时的所见了。
爲了抗议中共1999年颁布的镇压令，当年7月21日老人在天安门广场呼喊了抗议口号。
被天安门治安处关押后，老人据理力争，自然毫无效果，遂决心以死相抗，坚持绝食绝水，也拒绝输液和鼻饲。8月初，奄奄一息的老人被转进病犯区。老人身上的血迹多半是输液针孔。病犯区的护士在拔下输液针头后未必会使用止血棉球，甚至会拽着一米来长的输液管把针头连同固定胶纸一起扯下来，这些我都亲身领教过。护士曾给老人皮下埋入过静脉输液套管针，也曾有护士在我身上试用过，是一种带柔质针头的套管，刺入血管后用胶带固定，输液时输液针头由尾部套入，埋入后可以反复使用多日，容易引起严重的皮下出血，输液完毕尾部需要封堵处理。当时老人在反抗中挣脱了针头，护士和看守扭头走了，由于套管针的作用血流不止，数十分钟后才有护士过来处理。“满地都是血，陪号的说够做块血豆腐了，现在身上这点血根本不算什么”，老人似乎对任何虐待都不感到意外。
对于长期绝食的人来说，说话是很费力气的事情。在断断续续的攀谈中，老人无意间说起自己有70多岁，姓名和住址始终都没有透露。他有明显的东北口音，但是否认自己是东北人，应该是真的。因爲担心家人受到株连，被捕的法轮功修行者不主动透露任何个人情况，他／她们的信仰也不允许编造。并不抱生还希望的老人很认真地对我说，自己来北京前就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没有任何行李，被捕时押收的物品只有一块手表和一双皮鞋。谈起那块手表，了无牵挂的老人似乎有些感伤。表是老人父亲的遗物，那个时代任何品牌的手表大概都是多数现在的中国人无力购买的，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多数当时的中国人所能预料的。
调号的目的很明显。我在年初决定，如果“64”前不能获释，我将从“64”开始进行100天的抗议恐怖主义的绝食，恰好到“911”爲止，而且当年的 “64”是端午，“911”是中秋。爲准备这次绝食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国保队不满意我的不合作，家人没有收到我的逮捕证，始终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也不能象其他囚犯那样正常地得到家人的经济支援，这些都使我异常痛恨这个办案机构。在1月份的短期绝食抗议后，看守所允许我不限量进食，主要是玉米面窝头，还争取到了锻炼身体的权利。下午的“坐板”时间里，我和号头先后在牢门前的水泥地上做厌氧运动。转进病犯区后，我接受输液，但是拒绝鼻饲。我一直坚持在双手被铐的状态输液，爲随时可能出现的严管做适应准备。
在这次调号之前，由于伤了一位副科长的面子，我经历了一周严管，其间四肢始终被铐在床上。虽然强行下了鼻饲管，但是看守接受了不鼻饲的建议，因爲这样最痛苦。其间我找到了解决排泄的方法。此次绝食最困难的时期是从第三周开始的50天，以及被严管的日子。绝食80天后，四肢被铐着过夜是很痛苦的经历，而且看守有意没有拴死手铐，钢片很快就勒进了肉里，双腕的伤痕至今可见。但是熬过一周后，人的适应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了。公安医院对绝食者的感受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总能在你刚刚适应了变化后及时地作出新的调整。调号后，开始对我强行鼻饲，引起了严重的腹泻。最痛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我对最后两周的绝食很有信心，完全没有放弃的打算。但是，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迫使我作出了调整。
那天下午，老人出现了腹泻，护工姚某竟然用清扫厕所的墩布清理老人的下身。我怒不可遏、破口大骂。姚某是护工头，据说是公安医院总护士长的保姆介绍的。他当然不甘示弱，不过还是停下手悻悻地走了。我向看守和医护提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他／她们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完，然后扬长而去。长期绝食者出现腹泻是危险症状，但是所有人对老人的命运都表现得漠不关心，甚至因爲老人增加了他／她们的工作量而加以伤害，即使有恻隐之心也不敢流露出来。我当然更没有拯救老人命运的能力，但是至少应该帮他干干净净地去和父亲会面，让上个时代的人不至于对今天的中国人过于失望。
我向监管科孔科长提出可以接受鼻饲，同时要求换到老人的邻床，以便照顾老人。他们没有同意我换床，但是把老人的床向我这边移近了一些。由于配合鼻饲，白天我的双手被放开，晚上也只铐一只手。我得以探着身体爲老人接尿、擦拭、盖被子。被捕后老人就没有洗过脸，身上很难受，我要求爲老人洗澡，获准。洗好后我已是呼吸困难、大汗淋漓。此后老人坚持对我以兄弟相称。虽然体力严重不足，我还是坚持每天爲老人打水擦身。几天后，有个看守过来对我说：“吴一然，你不错”，有些意外，因爲就是同一个看守曾经威胁过我不要干涉他们惩罚老人，当时老人疼得大声喊叫。渐渐地有护工开始劝说老人接受鼻饲，一部分护士的言语也变得和缓或保持了更多忍耐性的沉默，老人的床单、被罩都更换了，墙壁和地面也清扫干净了。仍然看不到同情，但是部分人似乎开始有勇气表现出一些耐心，不再竞赛凶狠，而且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保持了下来。我提醒能走动的人，法轮功问题会成爲历史的一部分，万一老人去世对谁都没有好处，对方大都会抱怨自己的无奈。
几天后，朝阳区看守所送来一个抢劫犯，被安置在老人的邻床。他叫于臣，黑龙江省某林场人，杀伤4人。他愿意接替我照顾老人，我得以恢复自己的抗议。在医院连续开出病危通知后，老人在10月中旬被带走了。奄奄一息的老人是护工姚某用轮椅推出囚室的，经过我的床位时，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过后，姚某特意过来告诉我，“真回家了，来的是外地警察，车是往火车站开的”。后来也有公职人员主动这样说起过。我当然希望如此，虽然回家后也并不能摆脱伤害，但是老人至少可以拿回父亲的手表了。此前，爲了纪念与不知名老人的患难相逢，我把绝食抗议延长了29天，直到双十节，那天是辛亥革命胜利92周年。中共狭小的囚室难以容纳下任何一个龌龊囚徒对亲情的眷恋，但是却足以见证一个民族的沧桑，这种现象在多数国家早已消失了。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