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文洋洋洒洒，罗里八嗦，无非是要证明一个真理：失去民心不一定会丧失政权。拳头越硬，镇压越狠，位子坐得越稳（唐村语）。这在某种情境下、某种程度上、某个阶段里当然不无道理，但毕竟只是“局部真理”，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终极真理，不论举出多少事例，亦无法用来证伪“政权存亡取决于民意”这句话。老芦笑别人武断，自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剑走偏锋以偏概全，才是真的武断呢。
君主专制的合法性诉诸于“天意”、传统及历史文化，现代政权的合法性诉诸于民意民心。社会愈是发展，人类愈是文明，民心民意的重要性愈呈水涨船高之势，直到成为政权存亡的决定性力量。芦文也承认如有外力介入或致命内讧，旧政权可能被推翻，却不知外力也好内讧也好，都得通过民心而起作用，外力或内讧的产生，根本原因还是在民心的向背。
失去民心的专制一定会、必然会垮台，这是普遍规律，“最高真理”，但什么时候垮台，垮的过程长短、速度快慢，取决于许多因素的综合，与政权自身是否足够稳固有关，与有无内讧发生或外力介入有关，与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素质优劣有关。所以，“不得民心的政权必然要垮台”“敢于屠杀青年的政权必定会垮台”，却不一定屠刀一举、民心一失立马垮台，它有滞后效应，有一个过程。
胡平认为广大民众的犬儒主义、曹长青认为知识分子的“寻找好狼”思想提供了极权中共今天的“稳定”，不无道理。当今中国是有史以来民风最劣、士气最衰的时代，是民众和精英眼光最浅、品德最坏、膝盖最软、脊梁骨已断的时代，是知识分子最没有文化，责任感、正义感、羞耻感最低而容忍度最高的时代。还有些人将中共腐而不败、死而不亡部分归咎于西方政府的“姑息纵容”、海外商人的“图利忘义”以及海外民运的不成气候，万润南则从中共统治术中寻找原因：共产党之所以气数未尽，是它该硬的部分更硬了，该软的部分又更软了。所有这些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是这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让中共在八九屠城之后坚持下来，民心尽失仍“岿然独立”。
但中共的岿然、稳定仅仅 是表面现象和暂时现象。不确定、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中共就象一头疲于奔命的骆驼，任何意外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就象一个火药桶，任何意外事件都有可能成为爆炸的导火索！中共固然心狠手辣，具有血腥镇压人民的铁的意志并能控制并投入镇压暴力，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焉能持之以恒？中共解不开的死结太多了，只好强力把各种抗争、骚乱事件压制下去，把各种危险压制在萌芽状态。仿佛"我自巍然不动"，实则抱薪救火、扬汤止沸、掩耳盗铃、饮鸩止渴。但暴雨不终朝，飘然不终日，暴力效用有时而尽。何况暴力也是要靠一部分“人民”去实施的。这些掌握了暴力的人就那么可靠或永远可靠？
老芦将“气数”译为“独裁统治集团敢于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主观意志和能力”，实在粗陋不文，遗笑大方。气数，天理也，天理不外乎人心。我在枭文《为中共送行》中早已指出：现在是普遍的人心厌党，人心思变，民怨沸腾，仿佛烈火干柴，一触即燃。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体制内人都已从心灵上、精神上、思想上告别了中共，宣判了中共的死刑！
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说过，当社会陷入高度紧张时，不需要多少东西，只要一次意外事件，就会引爆问题。例如2004年10月重庆万州事件，两个行路者偶然的矛盾，竟然演变成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在当今中国，类似事件，所在多有。在咱们这个严重畸变、严重分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任何微不足道的事件都有可能小事化大化成大问题，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演变成烈火燎原，让中共灰飞烟灭，就象一些极不起眼的甚至和贪官本人并无太大关系的小事，却让巨贪落马一样。
对于中共这样毫不合法又罪恶滔滔的政权的持续存在，中国人民已经容忍得太久太久，随着各地抗议事件的规模逐年扩大，参与抗议的人数不断增加，随着觉醒过来、奋起抗争的民间和体制内的有识有志之士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中共的“气数”不是如芦笛所说的如日中天，而是越来越衰，奄奄一息，不是彻底转型，就是突然崩溃。亡于偶然，实乃必然，偶然中包含着天理、气数、民心的必然。“凡是不得民心的政权，都必然要垮台。共产党不得民心，所以共党必然垮台。”这个三段论不是惊天动地的弱智笑话，而是改天换地的普遍规律和最高真理！
2006-4-3东海一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