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姑父我很少见到，在我的记忆中自从八十年代初，我到县城上学后，二十几年来都没见过姑父了。就算是当年在老家时，除了每年春节后的拜年能偶尔碰到姑父，平常也是见不到的。这一则是因为姑父村离我村有二十来里山路，来一次本也不太容量；再则自己是孩子，大人们的事无须参与，也就没机会去姑父家。所以姑父在我的记忆中真是如梦如幻般模糊而飘渺。然而二十几年来，我无论走到哪里，每当看到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姑父。这种联想一再促使我去搜寻那久远零碎的记忆，以期拼凑组合出一幅完整的姑父形象图。
姑父家是我们公社（后来改为乡）有名的地主，当时人民公社革委会的办公楼就是没收他家的房子。姑父家被定为地主，当然这主要是姑父父亲的事，因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姑父才十几岁，正在上初中，显然他本人是不存在剥削别人的。姑父家虽然是地主，但姑父的父亲在当地是有名的大善人。他不仅碰到灾年时主动给佃户免租，而且还开仓赈灾，平日自己也跟长工们一块下田劳动，邻里乡亲有什么困难相求时，他总是尽力帮助，所以中共建政后，搜集他的罪状时，辛苦不少却收效甚微。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家遭受的冲击却越来越大。起初没收土地时，他家二话没说就全部奉上，并且从内心感觉自己真不该有那么多田地，分给村民种是应该的，虽然后来又将最差的田分了点给他，但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后来没收房屋时，他家也觉得反竟自己住不了那么宽，收了就收了；再后来他们被赶到了两间小柴房中时，他们仍觉得受点苦也无所谓；最后他们被赶出了村庄，被迫住到村后山上的破庙中，但毕竟还在熟悉的乡土上，他们仍没有绝望，仍努力按照人民政府的要求改造着自己。姑父就是住在柴房中的时候跟姑妈结的婚。
姑妈是我父亲的堂妹，原本是想留在家中招亲的，因为我祖父三兄弟，老二（也就是姑妈的父亲）去世很早，只留下姑妈一人。我祖父跟他三弟为保住老二这一脉的延续，就打算让姑妈在家招亲。谁知姑妈在十几岁时，渐渐表现出神经有问题的迹象，并且越来越严重，后虽经多方医治，生命得以保全，但总还是语无伦次，使人接触后一交谈，就知其精神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姑妈在家招亲就非常困难了，好一点的男人不愿上门，太差的男人两人在一起就没法生活。没办法，只好外嫁他乡。由于精神有问题，外嫁显然也难找好的人家。在那个阶级专政压倒一切的岁月，地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是农村中最下等的人，在农村中娶亲自然就非常困难。于是经人介绍，有精神问题的姑妈就嫁给了有阶级问题的姑父，成就了一桩有典型问题的婚姻。
结婚几年中，姑妈先后生了两男一女。那女孩出生几个月后就发现有问题，属先天性痴呆，几岁后也能说话，但比姑妈表现出更严重的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好在两个男孩还算正常。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姑父一家在被赶入破庙后，显然仍没有消解革命小兵们的阶级仇恨，为了防止姑父家求神保佑，让革命群体消除斗争的思想顾虑，姑父一家又被勒令搬出破庙住进山上搭的一个茅屋中。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日益深入，姑父隔三差五要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我姑妈原本也是要陪斗的，因为她的精神有问题，革命群众发现斗起来不够剌激，于是就发扬了一把人道主义精神，让她免于陪斗。可是我姑妈不知这是恩待，竟然经常自己跑到台上陪姑父挨斗。
当然这一切有关姑父挨斗及姑妈主动陪斗的事，都是多少年后我偶尔听父母谈起的。当我懂点事，能记起见到姑父，那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
记得1972年春节的大年初二的下午，我跟本家的堂兄弟们一块在祖父住的老屋玩捉迷藏。那是一种我小时候在家乡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一个人在一定的区域内去找别的躲藏的小伙伴。
我老家的老屋，那是我们当地有名的建筑。据说在清朝初期，我们村是全县最富有的村，因此全村房屋建设是统一规划。一栋栋房屋依山面水，错落有致，并且房屋互相连接，纵使下大雨时，从村南走到村北都不会踩湿鞋子。由于这种相连，村中的一些老屋透光条件就不太好，常显得高深而阴暗。我祖父就住在这样一套高深的大院中。每年春节期间，这里是整个家族聚集接待从外村前来拜年的亲戚的地方。自然小孩捉迷藏玩耍也就多选在此地。
临近傍晚，正当我们玩得高兴的时候，轮到了我去找别的孩子。当我一间间房屋寻找过去时，一个个自以为躲藏得巧妙的伙伴被我先后纠了出来，这种成功极大地鼓舞着我，正当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个伙伴告诉我说有两个小孩躲进了后院，量我不敢进去找他们。我正在勃勃兴致中，心想哪怕他们躲到天边也相信自己能找到。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独自往大宅子的深处－－后院寻找过去。
后院是由一排小厢房连着深入到了山中的一栋房。就是在艳阳高照的大中午，后院在后山的参天古树遮荫下，也显得阴森而冷清，因为那地方放着祖父的棺材及一些家中不用的破旧东西，平常是很少有人进去的。
冬天的天黑得特别早，大概才五点来钟，天就有点朦朦胧胧，又加房屋本来较暗，可见度就很低，找人自然就很有些困难了。
随着往大院深处走，我的心在不断提紧，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几次想止步返回，然而孩子好强的心里又促使我不断向前。想到那两个伙伴可能就躲到了后院深处，我就一步步深入到了后院。
后院非常安静，因为家中所有的人都在前院忙着，连家中养的鸡鸭与狗都不到后院来。那种出奇的安静，让我的脚越来越沉重。终于在离后院十余米的地方，我再也提不起往前的脚步了。正在我欲转身离去时，猛然我发现黑暗的深处居然有一点火星在闪动，这使我本来攥紧的心一下提到了嗓门边，我差点惊呼出声，但是恐惧又让我没法喊出声，甚至也不敢转身跑，于是我只能呆呆地椤在那，全身毛发都竖立了起来。这时我相信自己看到了鬼。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个小伙伴在叫我的名字，但我不敢答，不过没有刚才那么害怕了。只听那个小伙伴一路叫着进到了后院。我知道有人来找我了，一下我的胆子就壮起来了。
想看个究竟的心里促使我回过身去拦住那个往里冲的小伙伴，并将他拉到一边，让他别吱声，同时俯在他耳边将所见悄悄告诉他且指给他看。有两个人在一起，那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了。我们好奇地盯着那一闪一闪的火星，猜测着可能是什么。
正在我们捉摸着的时候，那边发出了一声咳嗽。这还是把我们吓了一跳，但马上我们反应过来，认识到可能是个人在那抽烟。
不过是谁躲到这么个角落来抽烟呢？正在我们狐疑的时候，我四叔抱着他两岁的孩子来到了后院。当他看到我们两在那缩头缩脑窃窃私语时，就大声问：“你们两个小家伙在此干吗？看到你们的姑父没有？”我们都疑惑地摇摇头。
这时只听那后院深处传来一声：“四弟啊，我在这里咧。”我们向那黑暗深处看去，除了那一闪一闪的火星，什么也看不清。四叔倒是非常自然地说着：“噢，我知道你在这！该吃晚饭了，我来叫你一声。”
那人显然没动。我们就随着四叔走了过去。到近前，我们发现姑父一个人坐在一副棺材边，脑袋搭拉在左臂上，左臂搁在膝盖上，右手中指与食指夹着一支烟，正静静地抽着。姑父见我们到了近前，于是将剩余的一点烟，猛吸了两口，吸得火星烫到了嘴唇，才将卷生烟的纸吐出，慢慢地站了起来。黑暗中只见他佝偻着身子，可能因为坐久的缘故，站起时还打了个趔趄，只见他赶紧用手去扶着身边的棺木以免跌倒。停了会，他又咳嗽了一声，才缓缓地低声说：“又吃晚饭了？那就走吧。”
我们出了后院，陪着姑父慢慢地往前院走。姑父一条腿有些跛，又加身子佝偻，行走极为吃力。正在行着，四叔的孩子嚷着要尿尿，于是四叔走到空地上，蹲下身去把孩子的尿。只见姑父也吃力地跟过来，佝偻着身子低头去紧紧盯着孩子撒尿。孩子撒完尿后又接着拉起屎来。孩子用力地屙着，发出哼哼声。我奇怪地看到姑父似乎也在跟着孩子用力地屙着一样，嘴里也不时发出哼哼声。当孩子终于痛快地屙出一堆大便时，姑父居然把原本很低的头更向下低了低，在昏暗的暮色中，以极为惊喜的声调说：“屙了这么多，真好啊！”当他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他居然满脸挂着羡慕的神情。我当时想姑父可能是太爱孩子了，所以有这种为孩子屙屎的高兴！
印象中这一次是我最近距离而长时间与姑父接触的，然而因为天色朦胧，又加岁月久远，所以至今很难真切地想起他的样子。后来再一次见到姑父时，已是1979年的5、6月份。我当时在全公社招收的一个重点初中班上学，因学校离家有将近十五里山路，而学校每学期要学生交三百斤干柴。挑三百斤干柴到十五里外，这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件不轻松的劳动。母亲为了减轻我挑柴的苦累，就跟姑妈商定我每周六去她那砍柴，因为她当时所在的家是离我的学校只有四里地的一个叫吊水井的山村。1970年姑父一家被下放到了这村。
于是在一个周六上午，我就去了姑妈的村中。姑妈原本是在人民公社所在地白宝村，文革开始后姑父在不断被批斗的同时，也一步步被赶出村外，并且先从村中的破屋到山上的破庙，再到山中的茅屋。大概革命群众觉得一个地主在人民公社所在的村中会威胁人民政权的安全，同时也不足以显示人民专政的强大，于是最后将姑父一家从白宝村下放到十几里外的吊水井村。
我老家是在桂北湘桂交界五岭山脉的都盘岭中，本来就是山区，自然条件很差。然而吊水井这个地方，顾名思义就是连口水都得靠人工吊上来。在南方的山中生活，若连口水都困难，那这基本上就没法生活了。姑父全家就被从公社的山村驱逐到这么个用我们当地话叫“鸟不生蛋”的地方去了。
那是个在大山的半山上又凸起的一座小山的脚下的，只有一百来口人的小村。虽是大山之上，但山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我进村后就向碰到的村民问到姑父家的路，结果问了几人都不知道。后来我就详细说明姑父是从白宝下放下来的地主，当地村民一听地主马上就知道是谁了，不过他们告诉说姑父并不是住在村中而是住在村外高山的半山腰上。我问为什么会在村外半山上时，村民就很不耐烦地说：“他是地主，谁有房给他住啊？”我只好不吱声地顺着他们告知的路往更高的山上去寻找。
出村后顺着山势仰头往山上看去，结果怎么也找不到房屋。当然那山也不是树木参天，相反是光光的，除了石头，连草都不多。据说这都是托1958年全民大炼钢的福，山上的树木都砍下炼铁去了。这么个光山上有个人家应该是容易看到的，怎么就瞧不见呢？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被人骗了，或者自己走错了路。正在我犹豫之际，有两个村民路过这里。我就又一次问他们姑父的住处。结果他们向山上一指说：“就在那里。”我顺着他们所指方向望去，还是没看到，于是我只好怯怯地再追着他们问一次，显然对方已不高兴，就重重地说：“你眼睛有病啊？那半山的茅屋没看见？”
噢，原来是茅屋，这我早本该想到。然而当我在大石头的中间，终于用眼光搜寻到那茅屋时，我仍然不免吃惊，怎么也不敢把那低矮的茅屋与居住一户人家联想到一起。远远看去，那茅屋不仅在石头中不易发现，而且根本没有上山的路。没办法，我只好在那无路的山上，沿着那些牛走出的小道向山上爬。经过好一阵辛苦，我才来到那茅屋前。只见那茅屋搭拉在几块高一点的石头上，那些天然的石头就是屋的墙。茅屋很矮，门高约在一米五左右，屋顶最高也就两米左右，并且非常窄。
我赶到山上时大约是中午12点多，姑父他们都不在家。我在茅屋边的石头上坐下来，举目看看这悬在半山腰的茅屋，觉得自己是不是在梦里，这种现实好像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忆苦思甜的书中都没读到。我想不清姑父他们吃什么，这种地方就是喝点水都困难，再者在这无路的半山腰中，就算有东西又怎么挑上来？每天出入怎么办？----
正在我难以想像地想像着时，从山下的石头后边转出来了一个人，我认出那是我姑妈，于是我静静地等她来到茅屋边。当她好不容易又从屋前的石头后转出来时，我发现她后边还跟着个十来岁衣衫褴褛满脸污泥的小姑娘。我想那应该就是那个神经有问题的表妹。我叫了几声姑妈，她才认出是我。显然她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找她，她本来就语无伦次，这一来更是前言难对后语。好不容易我才讲清了来的意图，看得出她早就忘了这回事。
后来姑妈打开了茅屋门，我进到里边一看，屋内的床就在火炉边上，并且是在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铺了一些稻草，稻草上是一张自己用稻草编的席子，席子上边是破烂的棉衣与棉被。这张天然的石床占了整个茅屋的五分之三。里边没有坐的地方，只能在床上坐。姑妈进屋后就只顾着自己在床边的一只破缸中抓出几抓红薯丝和两抓米，放在一个破了一半的锅中，出门到外边的一块石头下的一个坑中去取了些水来，生起火煮饭。
我因在屋内也没法坐，就转到外面去看看姑妈打水的地方。当我下到姑妈打水的那块大石边时，我发现在那块大石头的下边有个渗水出来的小沟，小沟下边挖了一个坑，坑中盛着渗出的小半坑水。可以想见姑妈刚才就是从这个坑中取水去煮饭的。这坑下雨时肯定有水装，但晴几天后肯定就不会有水了，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井，只是渗点雨水而已。如此，我想不出晴几天后，姑妈他们到哪去取水用？当然我知道这么复杂的问题若去问姑妈，估计她也说不清。我在那转悠了一会，心想这山上也没什么柴可砍，还是赶紧回家去吧。
正在我转回茅屋想去跟姑妈告别时，我看到两个表哥回来了。大表哥比我只大三岁，小表哥比我大一岁。他们应该正是上学的年龄，然而在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都在小学二年级时就被赶出了学校，进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劳动改造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表哥都跟我认识，有几年到我们家拜年就是表哥他们去的。见面后我问大表哥姑父怎么没回来？他用手指了指旁边一座山上说：“生产队劳动场地在那边山上，父亲行动不太方便，中午就留下来帮队员看农具，等会用碗装点饭过去给他吃算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远远地望见那边山上一个佝偻着身子的人，一跛一跛地在一块山地中慢慢转着，好像在捡起什么东西去放到一块。我问表兄为什么姑父还在那忙？他说：“父亲总是这样的。别人回家了，他就把生产队的农具拾到一块，把那些有点损坏的农具修理一遍。”听到这样，我就问姑父一天有多少工分？表兄告诉我说：“是村中主要劳动力工分的一半。”我知道当时在我们那一带的农村，主要劳力一天是12分，看来姑父只能得6分。表哥也参加劳动了，一天只是4分。
我们正聊着，姑妈出来叫我们进去吃饭。我进去看着那半锅半粥半饭要稀不硬的红薯与米做的午饭，菜就是自家腌制的酸菜。我跟姑妈说自己在学校吃过了。她也没劝我，就自已吃起来。表哥与表妹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嘴上不时地发出吧吱声及因饭太烫而引起的吹气声。我独自走到了屋外，眼睛酸酸地。过了一会大表哥提着个小筐出来了，小筐里面装着半碗红薯丝稀饭，还放了一块酸萝卜。我知道那就是姑父的午餐了。我跟表哥说我要回家去了。他回转身看看自己的母亲，见我姑妈没有表示什么，他就什么也没说地走了。我就静静地跟在他后面走了一阵，后来到了一条要分手的路口，我跟表哥告别了一声。他往另一边山上去，我往山下去。快到山下时，我不小心跌了一跤，于是我莫明其妙地躺在地上大哭起来，心中似有无尽的委屈。在平时这样跌一跤是绝不会引起我痛哭的。哭了一阵后，我默默地起来向山上姑妈家看了几眼，又扭过头去另一山上看看姑父，远远望见姑父那几乎是爬在地上的身影，正吃力地扛着些什么农具在往前挪动，看着看着双眼又模糊了。我努力甩了几下脑袋，扭转身就匆匆往家赶，因为我还有十几里山路要走。
记忆中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姑父了。
虽然我没怎么见过姑父，但自从那次在祖父老屋巧遇后，姑父就给我留下许多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到老屋的后院？他的身子生来就佝偻着吗？他的脚怎么跛的？他对孩子的大便怎么看得那么认真？那仅仅是一种对孩子的爱与关心吗？带着这些疑问，后来我就特别留意有关姑父的信息。当大人们偶尔谈到姑父时，我就在旁边静静地听。
姑父年青时身高1.75米，长得仪表堂堂，又是远近有名的才子，然而因为出身地主，没有姑娘敢嫁给他。他性格原本也是非常乐观而开朗的，在刚娶姑妈那几年，每年来家拜年时，做菜的事就由他一人包办，吃饭时尽听他谈笑风生，常常妙语连珠，逗得满座欢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是地主，又在当地最有文化，自然成了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从那年后，姑父有两年没来家拜年。1968年春节再来拜年时，就见他佝偻了身子，跛了脚，并且非常怕见人。他来到家一会就找不见了，后来在后院的棺材边看到他一个人默默地坐着抽烟，叫他到前院去坐，他总是摇摇头，直到吃饭时，才极不愿意地出来。到饭桌上后，就自个低头默默吃饭，别人问他话时也很勉强地回答一下，吃完饭后就又独自走到后院去坐下。
姑父还经常吃力地从后院出到外面的山里，独自长久地蹲着不动。起初家里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让跟他关系最好的四叔私下去问，才知道他是因为大便结宫，常常感到腹胀，但又屙不出东西来，只好自己蹲着好受一点。叫他去找个郎中看看，他说没有用的，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从姑父的形体与性格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亲人们自然可以推想到两年来所发生的不幸。
两年来，姑父常常被没日没夜地批斗，有时常常被捆绑几十个小时。在批斗中，姑父有时要大便了，然而革命的小将们不允许地主坏分子方便。姑父被迫憋着，时间长久后自己肌体失去了正常的反应机能，常常感到自己被大小便胀着，结果却总是屙不出来。这种完全神经官能性疾病，使他痛苦不堪。姑父每天都得大便十几次，常常在痛苦中争扎一通，什么也屙不出来。久而久之，他对别人屙屎充满了羡慕，常情不自禁地去欣赏别人大便。每逢小孩解手时，他总痴痴地去看着。哪怕自己在赶路，碰到路边有孩子大便，姑父也会停下来看那人屙完再走。
当我听到大人们以神秘的口气谈论这一切时，我为姑父这种怪异的病痛而吃惊，认为应该有办法可以治疗。后来我上了大学，也曾找医生去问过这种情况，然而医生却无从解答。后来听父亲也谈起姑父为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专门远赴上海去求医，除了花去不少钱，没有什么疗效。
当然姑父因批斗落下的病还远不只此。他1.75米的身高，在1966年就被革命的群众把脊梁骨打成重伤，从此只能佝偻着身子，并且一条腿也被打跛了。这些痛苦随着岁月流逝已经渐渐远去，以至于变得麻木。然而还有一种痛苦让姑父倍受煎熬，就是每当打雷时，姑父就头痛欲裂，浑身痉挛，以至满地打滚，常常闹到不省人事的地步。南方打雷季节又长，每年他的痛苦让看到他的亲人及邻居们都为之落泪。如此怪异的病痛也是承受批斗所赐。当时批斗时，那些革命群众总是提面大锣，并且常常紧贴着他耳朵来敲，那种震耳欲聋的锣声使他身心受尽折磨，多次他在这种折磨中倒地呕吐以至昏厥，后来落下个条件反射性的听到大的声音就疼痛痉挛的毛病。
姑父的痛苦显然还不是这些肉体的，他父亲在文革时被革命群众当着自己的面活活打死，他亲哥被当着自己的面推入山中的一个深坑中，他清楚地记得父亲与哥哥临死前那惨绝的叫声。他在这种痛苦中多次昏死过去，然而革命卫兵们为了让他共同分享革命成果，几次用冷水将他泼醒，强迫他看，强迫他听。他曾多次想到自杀，他的嫂子与妹妹就在这种现实下悬梁自尽。然而当他想到自己神经有问题的妻子，疯傻的女儿及未成年的儿子，他只好顽强地活下来。但灵魂深处的痛苦，父亲与哥哥的惨死如影随形般挥之不去，让自己经常痛不欲生。这种痛苦百倍千倍地超过肉体的痛苦。背负着这种痛苦，生对姑父真是种难以言说的煎熬，姑父----
上帝啊，愿您早日将姑父接离这个痛苦而罪恶的人间吧！
2006-4-20于北京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