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大陆文学批评界掀起了一场“寻找大师”的运动，很多媒体以大量的篇幅进行介绍和讨论，声称某人某人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师，声称他们的作品早就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但是，当我看到这张长长的名单的时候，觉得这些讨论简直就是大笑话。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大师，而是重新寻找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写作伦理和说真话的勇气。
在今天中国这个极度畸形的社会里，作家随着大众一起堕落和狂欢，作家已经和正在变成一群公众眼中“不可信赖的人”，变成贩卖狗皮膏药的商贩，变成官员酒桌旁边的陪客，这是何等可悲的处境啊。可是，名作家们依赖着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所造就的庞大的图书市场，心安理得地拿着巨额的稿费，得意地观察著作品在图书排行榜上的座次，深深地沉浸在“大师”的良好感觉之中，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作品的价值取向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思。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患上了五个严重的病症：一、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二、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和悲悯；四、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五、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病症：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重新被发现并被摆进文学经典的圣殿，其学术著作《管锥篇》也被誉为当代学术史上不朽的杰作。但是，这些美誉不足以掩饰钱钟书的为人、为文和为学的巨大局限及缺陷。钱钟书的记忆确实超凡，但在互联网时代，其价值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一台电脑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钱钟书是一名既“苟活于乱世”又“闻达于诸侯”的庄子与诸葛亮的交集。他没有固定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他的聪明只是嘲讽艰辛地在土地上劳作的同胞的聪明，他没有属天的智慧，没有直接洞悉事物的善恶真假的智慧。于是，钱钟书“难得糊涂”地活了下来，而且长寿。
无论《围城》还是《管锥篇》，钱钟书都没有为中国文学及学术提供某种超越性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围城》写于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但作者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同胞并没有丝毫的同情，只是满足于从事那些深陷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智力游戏。他居高临下，置身事外。事实上，钱钟书本人由于无法忍受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清查。而所谓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纯粹是中国古代注释家“我注六经”传统的简单重复，并无多少个人的创见。在我看来，钱钟书所有的作品都只是“小聪明”而已。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得上“大智慧”呢？我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思想录》体现了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人的软弱与坚韧、卑贱与高贵，以及人在泥泞中仰望天空的激情，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智慧的美与力量，这一切都是在钱钟书故作冷静的文字中无法体验到的。
再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二个重症：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此类作家的代表就是被奉为“散文大师”的余秋雨。我知道余秋雨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比在内地还要受欢迎和追捧，他的那种小说化、戏剧化和诗话的散文写法，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化断层中横空出世，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研读这些作品，你就会发现在其浮华宛转的文字背后，弥漫着一种透入骨髓的油滑与虚无。这是一个遗老遗少对残山剩水的把玩，而缺乏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坚实感与真切感。比如，余秋雨有一篇写庐山的散文，把古往今来与庐山有关的名人逸事都收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讲述一番，一般人读来觉得真是一道“文化盛宴”。但我注意到，作者根本没有提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庐山的那次决定数千万中国民众生死的会议－－正是在那次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被暴君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会后党国政策再度左转，大饥荒继续蔓延。活活饿死的百姓，仅四川一个省就达一千万人，全国估计达到了三千万至六千万人。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也许是为保持这篇散文“审美的和谐”，余秋雨轻轻地将庐山会议从庐山的历史中铲除掉了。
余秋雨仅仅是一名具有“变色龙”人格的才子而已，其作品也只是泛滥的、甜得发腻的抒情的结晶而已。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冷峻的真相。没有对真相和记忆的发掘、捍卫，就不可能出现文明的更新、重建。那么，什么样的作品表达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记载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政治迫害的诗史般的巨著。中国与苏俄经历了同样的苦难，而且中国仍处在这样的苦难之中，但这类巨著仍未浮出中国的水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个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便是王朔。看看王朔若干作品的题目便一清二楚－－《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与北京的平民生活毫无关系，将他看作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乃是天大的误会。像王朔这样生活经历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他们共同形成了宣扬“暴力审美”和“语言暴力”的文化系统。军队大院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尊奉暴力、野蛮的丛林法则。文革的发生为这群背景特殊的青年提供了虚假的“自由空间”，他们把发泄暴力和性当作一种解放。因此，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来说血泪斑斑、家破人亡的文革，在他们的回忆里则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是谎言的受害者，但他们没有战胜谎言，反倒成了谎言的奴隶。
王朔的作品在消解官方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也毁灭了许多读者对于正义与崇高的信念，并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展到极端状态，即对暴力无节制的讴歌与赞美。这一负面作用将长期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化之中。王朔成为时代的标志，而不是雨果及《悲惨世界》成为时代的标志。中国作家在写作丑恶的时候往往游刃有余，但在写作高贵的时候则束手无策。他们在自己身边没有看到过高贵人性的存在，他们自己也没有向着高贵的方向奔跑的意愿。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四个病症是：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华。余华在《活着》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种让很多读者无法反对的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根本任何高于“活着”的价值。这是高度实用化的“活着主义”，其关注点仅仅集中在肉体生命的存在上，这也是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作家余世存曾经将“邓小平理论”形象地概括为“摸论”和“猫论”，即“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他在一篇文章中使用这种说法，导致《方法》杂志被关闭。中国人一直遵循实用理性，一直未能摆脱生理及心理上的“灾民状态”（任不寐）。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余华不断地讲述关于“如何活下来”的故事，这些故事宛如野外生存手册，它们表明由中国人所构成的社会仍处于“原野”状态，你必须依靠本能来求生。这些畅销的故事跟灵魂无关，在中国讨论灵魂被看作是过于奢侈的话题。
余华在访谈中多次引用圣经中“窄门”的典故，他认为他的写作是在进窄门。殊不知，他所走的是一道最为宽阔的门。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才是一本关于窄门的、关于灵魂求索的伟大作品。日瓦戈医生是时代的多余人，为捍卫灵魂的独立与崇高，他不惜付出肉体受伤的代价－－“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无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这是一名敬虔的信仰者的灵魂告白。中国作家谁能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来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五个病症是：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贾平凹。九十年代初期，贾平凹的《废都》将中国式的纵欲主义推到了明代《金瓶梅》以来的又一高峰。《金瓶梅》展示了一个即将覆灭时代的狂欢，与之相似，《废都》也描述了一个即将覆灭时代的狂欢－－一种成熟到了腐烂地步的文明，像“酱缸”一样败坏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文人是文化衰败的最敏锐的感知者，文人又最软弱、最虚伪。由于没有彼岸世界的盼望，他们无法承受苦难，便将苦难转移到女人身上，通过疯狂地发泄自己的性欲、通过对女性肆无忌惮的凌辱，来重新获得所谓的自信。《废都》是一本想象和写实并存之书，归根到底它说出了两句话－－“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是地球的废都”，或者换用摇滚歌手何勇的歌词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垃圾场”。
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文学，乃是充满大智慧的文学，乃是揭示冷峻的真相的文学，乃是传播爱和怜悯的文学，乃是展示灵魂的求索的文学，乃是指向永生盼望的彼岸文学，正如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直面黑暗，叙写黑暗是文学的具有宿命性质的使命。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写黑暗本身并不是目的；伟大的作家是为了追求光明才叙写黑暗的，正像他们为了追求善而写恶，为了追求美而写丑一样。他们写黑暗，就是为了显示光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于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就是为了表现人性的高贵和伟大。人确实从他一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与心灵世界和外部社会的黑暗做斗争。以实现自己的人格发展和道德完善。而文学的‘启蒙’则意味着照亮，意味着给人们的内心世界提供更多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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