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革）运动爆发的四十周年祭。主流观点是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为文革正式开始发动的标志。尽管中共早就将这场令全国昏天黑地的大规模“造反”运动，定为“十年浩劫”，但是非浑沌，遗毒仍在。四十年过去了，反思这场旷世大浩劫适逢其时，然而中共却下达禁令，传媒不许触及，活动全部取消，唯恐不稳定的社会由此打开动荡的缺口而无法收拾。今天当局对文革反思的控制，远比十年前文革三十年祭更为严厉。
邓力群回忆录惹关注
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多次发文，所有传媒不许刊登、播出有关文革的报道和论述，“不许升温”，“不许炒作”；所有图书出版单位，不许推出有关文革的回忆录和反思文革的专着。
当下，中共一些高官以及当年文革的风云人物，纷纷撰写有关文革的回忆录。今年四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凡司局级官员仍然在职的一律不许公开出版回忆录，离职后可以出版，涉及文革、反右等重大题材的必须送有关部门审查；凡部级以上的高官，无论离休与否，回忆录必须送审。事缘二零零五年，九十高龄的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写出一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要求当局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只允许印二百本在高层传阅。未料，今年春，邓力群透过儿子将这部回忆录在香港推出，令中南海相当震怒，于是对高官出版回忆录再次作出规定。
当局严控从官方到民间的有关纪念和反思文革的报道、出版和活动。一个多月前，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李晓斌在北京一家文化酒吧举办他的“文革摄影展”，却在摄影展揭幕前两天，警方下达通知，劝喻取消。不过，各地大大小小的传媒和出版部门依然见缝插针，突破封锁。他们无法从整体上对文革作出反思，却从侧面和细微角度触碰文革题材。近期，《中国新闻周刊》的“往事”栏目，时有对文革期间跳忠字舞之类的短篇回忆。《龙门阵》杂志发表《“文革”中的“语录仗”》。《党史纵横》刊登《“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三联生活周刊》刊出《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新出版的书籍，虽然不能以文革为主题，但一些书中仍不回避文革的内容，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大突破》（马立诚着），有一章就是描述文革十年的。传记文学《近看许世友》（李文卿着）就有“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许世友的记述。余华小说《兄弟》也是以文革为题材。
中国大陆文革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只能在境外发表，十年前就相当困难，十年后的今天更困难。北京当局对反思文革采取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令今天的香港又再成了文革研究的成果聚集和展示的基地，“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有所改变。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技术和发展部主任宋永毅教授等华人学者，为抢救历史档案，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撰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一被称为“里程碑式的图书档案工程”的文革文库光盘，包含文革期间的最高指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特别期刊、重要报刊社论和大字报等数据三千五百万字。一百一十多卷的《红卫兵小报》也已经和即将出版。
其实香港本来就是文革资料最早的编整及汇集中心，在文革巨浪席卷中国大陆的年代，很多受冲击的知识分子逃到香港，稍后的难民潮中亦有不少失意的“红卫兵”，他们带来大量文革材料及第一身的经历，本地一些报刊编辑及中国研究者透过口述笔录访谈及资料整理，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文革文章及书刊，如作家丁望便是在《明报》出版了系列的有关文革人物评传及资料汇编。此外，当年由美国支持在香港设立的大学服务中心亦聚集了不少南来知识分子及红卫兵，进行系统的文革数据整理研究。这批资料后来转到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成为上述光盘文库的重要来源。
香港出版文革回忆录
当年中国大陆文革亲历者撰写回忆文字在境外推出，往往首选香港。文革名人回忆录，如陈伯达回忆录、王力回忆录和上海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文革“五大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的回忆录、清华大学的风云人物沈如槐回忆录等，都在香港先后出版。此外，还有湖北鲁礼安的回忆录《仰天长啸》、重庆的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等专着。由于反思文革在大陆成为媒体禁区，香港传媒近期纷纷推出文革四十年专题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参加会议前夕，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他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这一局面今天已经彻底扭转了。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到九十年代，中国是没有“文革学”的，西方却收集了很多文革史料，有大量著作和研究，如王友琴的文革网站、宋永毅的文革专着。但近一个时期，文革研究的成果却在香港涌现。香港正是西方与中国大陆的衔接点和交融点，香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唯有享有这样的环境才能把文革研究下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印红标，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一些华人学者在外国开展文革研究，但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却往往是在香港。香港是文革研究的中心，海外研究成果在海外出版费用高、读者少；大陆研究者的成果由于大陆受限制，而当局对在香港出版往往不追究，因此香港成为出版文革研究资料和成果的好地方。”
今年六十七岁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皇甫平”署名评论主要作者周瑞金说，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八十九岁党史专家李锐曾经如此评说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毛泽东发动“文革”，深刻反映了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邓小平说过：“文革这样的事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持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周瑞金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制度等，都是酿成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层体制因素。周瑞金认为，对文革作全民族的整体反思，汲取教训，文革结束三十年的今天，正是时候。
文革开启对毛的质疑
今年五十六岁的宋永毅，曾获得二零零四年美国国家二十一世纪图书馆馆员奖、二零零五年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保罗．哈罗德勇气奖”。这位文革学者日前在美国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文革首先是一场历史悲剧，但文革又出乎意料地改变了当代中国整个政治和经济面貌。当中共把原本就错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文革中推向顶峰后，人们就认识到官方那套“主义”的荒谬，这反而成为文革后中共被迫推行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因之一，至于因文革所激发的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怀疑，对大陆文革后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又更是有目共睹的史实。从这一角度，文革在半个世纪来的当代中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谈到中共当局对文革问题的禁令，宋永毅说，中国历来有一种风气，纠正“左”的东西十分困难。如果胡锦涛、温家宝在北京主持和出席关于文革四十周年的一个会议，把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的代表人物都请来，只要按一九八一年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讲话，这就表明共产党正视那场文革灾难，对历史重大事件不回避，总结历史教训，这是给中南海新领导层树立政治威信的一个机会，就像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那样。如果中央今天对文革作出反思，更能显示中共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以文革方式表达不满
宋永毅曾经因收集文革资料在北京被捕，他回忆说，当年萨尔蒙等一批美国国会议员见江泽民，谈了宋永毅的情况，说宋是在北京因收集文革材料才被当局抓的，江泽民就问边上的钱其琛，钱其琛说的也比较实事求是，当时江泽民就表态说：“如果只是收集文革材料而被抓，这是不妥当的，你们反映的事，我会去问清楚的。文革是要研究的，历史的教训是要汲取的。”江泽民还说到文革期间自己在武汉被造反派批斗的情景。当晚，钱其琛见到那几位美国国会议员时说，你们的朋友看来很有希望很快释放的。宋永毅说，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目前，在中国低下层蔓延着不惜再乱一次，以发泄由不公平产生的不满。
现任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牛辉林，在文革中是个“名人”，北京大学两大派群众组织之一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头目。牛辉林说，今天社会上多数人淡忘文革，执政者怕乱，各种社会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都浮出水面，一旦提出文革问题就会添乱，却没有清醒认识到反思文革，对改革、对执政、对稳定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今天的社会，如果说会发生什么变故和动荡，最激进的就是用文革的方式冲击社会，对现有社会秩序不满，对贪官污吏不满，对政治体制不满。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语录，没有信仰的人是完全可以重新拿过来的，要杀富济贫，最好的理论和旗帜无疑是毛泽东。执政者没有认识到彻底否定文革，对执政党，对民族，对国家，都是篇大文章。
回避历史错误是弱者
原四川（中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经理席庆生的母亲，无辜死于文革期间武斗的枪战中。今年五十四岁的席庆生回忆当年的一幕，虽然已经过去三十九年，依然几度哽咽。他说，这是一种宗教狂热，武斗的两派都忠于同一个党，忠于同一个领袖，为同一种主义而战，却会互相残杀。他说：“我们活着的有责任告诉后代真相，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不断反思才能成为一个大国、强国。一个民族的进步就应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回避历史，回避错误是专制社会的必然表现，这是执政党没有自信，面临执政的危机感。”他认为，当局可以为刘少奇、彭德怀的死平反昭雪，那冤死的普通老百姓呢？国家对受害者赔偿，可以表明对国家责任的追悔。
徐友渔也认为，中国大陆限制文革研究会带来很严重的恶果，下一代人会认为，文革不是很好吗？年轻一代了解文革是从当年的文件等文字数据上获知的，会觉得“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说得多好。今天大部分年轻人认为，当今现实与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情形越来越相似，甚至比当年还厉害，文革时期是说“党内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有什么“走资派”，现在倒是真正的“走资派”还在走，甚至确实是“在共产党内”。所以当年文革的口号，在今天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弱势群体、社会低下层群体反而向往文革，呼唤文革。当局禁止公开研究文革，他们不明当时的真相，这是十分愚蠢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印红标，近来正在整理《文化革命中的青年思潮》的在职博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印红标也认为，当今执政者不是文革的罪魁祸首，回避谈文革主要是一种惯性作祟，担心批判文革罪恶会触及到现有的体制。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张志新平反，说她是优秀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不赞同打倒刘少奇、维护党的实事求是路线，那么人们对她被割喉而枪毙，纷纷发出“谁之罪”的呐喊，这就触痛了当局。长期控制的政策引起的负面评论，比文革研究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实质上就是执政者把话语权丢掉了。印红标说：“适度的逐渐的开放，可以树立执政者开明的形象，对学术发展反而有好处，因为社会热点问题早就不是文革了，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动荡。”
当今海内外学术界文革研究领域最主要争论是“一个文革”与“两个文革”之争。“一个文革论”是说毛泽东错误估计形势，对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估计过高，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亿万群众上当受骗而导致了这场文革浩劫，这是中国官方的观点，也是文革研究的主流观点。“两个文革论”是除了这一个文革外，还有一个文革，即“人民的文革”，一大批群众基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公正和社会基本矛盾，他们起来利用文革的天下大乱的形势，利用毛泽东暂时给予他们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利用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而鼓动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时势，他们展开了争取自己利益和政治目标的斗争，要求部分改变当时政策和社会制度。
徐友渔认为，仅仅是官方对文革的结论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这就是新近文革研究的新论点，对文革的反思更深入一步。官方对文革也是否定和谴责，邓小平代表了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中是受冲击或者被打倒的对象，因此否定文革，这是不够的。
徐友渔说，为什么要否定文革，是否还有更重要更深刻的标准？“我认为还有一个人权的标准。‘人权’问题，就是遇罗克在文革期间提出的”。遇罗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执行，年仅二十七岁。
徐友渔说，当时在中国年轻人中，至少有十万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以纯真的心情读马克思著作，研究文革。但当局却不让读马克思的著作，他们都受到镇压，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王申酉，上海还有史云峰，还有江西的李九莲、钟海源等等。徐友渔说：“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在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之后被枪毙的。因此，文革中对人权的蹂躏，更说明仅仅用因为有所谓的‘走资派’和‘林彪、江青’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如果用因为林彪、江青的问题来总结文革滔天罪行的话，那么就没法解释王申酉、史云峰他们的死了。”
从人权高度反思政争
徐友渔说，即使刘少奇是叛徒、走资派，他应该还享有基本人权。历史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如果对文革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不用人权的标准，不用宪政和法制的标准，仅仅控诉文革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受迫害，是很肤浅的。
印红标认为，文革研究者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中国国内的研究者，问题是研究者的年龄开始老化了，四十岁以下的研究者几乎就没有了。国内的研究者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文革期间已经工作的，现在都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有一部分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或者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或者文革期间的小学生。他们的研究往往会结合自己的经历。这以后的人就是一个空白。第二支力量是外国学者。文革研究在国外已经不是热点了，“内禁外冷”，人家爱研究的是后邓时代、江泽民时代，甚至是胡锦涛温家宝时代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文革的学者都是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的，现在这些学者都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打工者问题、美国文化对当代中国青年人影响，然而，历史学者又觉得文革还不能算“历史学”领域。第三支力量是海外华人学者，就像在美国的宋永毅、王友琴一批人。他们既有文革经历，也保持着理想和激情，应该让人们知道，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大的灾难，他们的研究成果出得比较多，也有一定读者。建立比较早的网上“华夏文摘”，有一个文革博物馆专辑，长期系统收集关于文革的文章，至今已经三百多期了。这些人在海外大都功成名就，工作和生活稳定，有时间开展研究，但大多接近退休了。
中国高校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不能不讲文革史，因为文革结束是邓小平的改革起点。文革后全国都在找出路，有学者提出，文革是改革开放的动力之一。历史系开“当代中国”专题，因此就有文革的讲授。中共党史也会讲文革，政治学系讲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变也会讲文革。文革是难以全面冰封的。
（《观察》--原载 《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