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5月11号，他们再度找我，下了最后通牒：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6月11号必须走人。但是晚上，房东突然找到我，叫我到期（5月18号）搬家。看来他们汇报后，头头觉得没有争取我的可能，于是决定立刻动手。
他们表示，如果与他们“合作”，不仅收入丰厚，还能“立功受奖”，并称与他们“合作”者发大财的多了。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引诱他人当叛徒，做告密这样的龌龊事？这种行为对民族的道德良知是极大的败坏，是犯罪。如果再发生民族战争，由于他们的刻意鼓励与诱导，汉奸一定会比抗日战争期间更多更坏。
我疑问说，如我这样温和理性的人都不能见容于当局，像我这样只不过为生活工作的人尚被步步紧逼，其他人看到这一情形会怎么想？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向我学习，因为那是死路一条，他们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以激烈而情绪化的方式与你们对抗，一定会想方设法做一些生活之外的事情。届时，你们将穷于应付。他们轻描淡写地回答：能怎么着呵？不知道这种满不在乎、十分骄横的看法是他们个人的观点，还是他们部门的看法。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殊为不智。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警方对我的采访工作多有干扰破坏。例如，三月初，我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先生，谈当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在警方的压力下，访谈夭折；又比如，四月底，对遭到当局阻挠，无法进行文革四十周年摄影展的摄影家李先生的访问，在警方的威胁下流产。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我拒绝他们的要求，便不可能继续在北京采访。虽然很容易就能在别处租到房子，但他们会时刻捣乱，最好的情况也必须一个月搬一次家，那可太麻烦了；甚至在他们的时刻“关注”下找不到房子，或者被强行送回武汉。因此，我决定18号主动离开北京。
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权，但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明确予以保护。不言自明的是，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的自然延伸。显然，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我离开北京的要求不仅无理，而且违反了宪法。由于个人原因，我暂时无暇提起讼事，但本人保留追究北京市公安局法律责任的权利。@
2006 年5月17日星期三于北京香山
──转自《博闻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