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官员用挖苦和嘲讽的口气教导说，“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度选择，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
这位官员的说法让人听来不大受用，因为，在一个高等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大学生即使不是什么精英，自己不去自诩为精英，但至少仍然是社会为数不多的学有专长的专业人才，也在工作的选择上，至少应该专业对口，能够发挥专长。大学是花费高昂的投资，无论国家还是家长学生，都为此付出不菲的投入。没有人愿意把钱仍在水中打水漂玩，投资需要得到合理的回报，不但学生应该得到回报，社会也同样应该得到回报。学生和社会共同得到回报的双赢选择，就是毕业生能够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才干的岗位。这种要求并不高。如果让大学生去做扛沙袋，卖猪肉这样毫无技术知识含量的工作，确实是成为普通劳动者了，但是，这种浪费对谁有利？
另外，这位官员似乎没有看到实际就业市场中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一味责怪大学生，确实有些站着说话腰不疼，饱汉不知俄汉饥的味道。事实上，目前的就业市场，分成体制外体制内种种不同的区域，进入体制内基本上就进入了保险箱，享有种种特权待遇，如果落入体制外，则大多连基本的社会保险都没有。而普通劳动者难以逃脱的宿命恰恰就是在体制外生存，挣扎。面对这种不公平，显然，谁也不会心态平和，坦然接受。如果政府不想法、或者政府无力消除这种种不平，又有什么资格对学生的择业观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呢？
人们反感这位官员，正是因为他居高临下教育、训导人的姿态。在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重的局面前，家长、学生或许真的应该转变就业观念，但是，转变就业观念显然不是政府官员优先操心的事，作为政府官员，首先应该对大众交代的是，政府为公平合理的就业，提供了哪些条件，做了哪些事，而不是来教育百姓应该具有怎样的择业观念。
当然，官员以人民的导师的面目出现而训导人，大概也是官员的职业习惯。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官员不大会说话，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至少不会得体地说话。这让我想起前年的一则新闻。那年的9月，在江苏南通市举行了“首届世界大城市高层论坛”，会上透露的消息是，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与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长或市长代表有明显的差距，具体说，就是，中国市长发言时不讲场合，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话语系统”；中国市长发言讲宣传多、讲问题研究的少，中国市长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市形势一派大好”。
官员不会说话，显然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去年1月5 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说，一些城市在公开招聘、选拔公务员和官员时，增加了演讲答辩项目；“对付”记者，正成为中国市长的必修课。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干部培训中心和中国市长协会主办的研讨班，中心内容是危机时刻如何与媒体沟通，也就是培训市长应对记者的能力。但是，官员锻炼说话，仅仅是为了好与记者打交道，在记者面前少出丑，多出彩，主次关系大概又颠倒了。记者不过代表公共利益、公共意愿前来同官员打交道。官员如果具有真正的公共服务意识，把公众当上帝，把人民当主人，怀着谦卑诚实的心肠，对公众讲话，那么，不管能否应付得了记者，这话大概是能够讲得动听的，而如果不忘当官作老爷，时时不忘操起官腔——英语中所谓的 Mandarin（满大人的音译，表示官腔，官话），来诈唬百姓，训斥百姓，教导百姓，则免不了要受到百姓的指责。
这样看来，官员要学会说话，语言的训练是次要的，屁股坐在什么板凳上却更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