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杨哲信在逢年过节大肆收受贿赂，就推定其他领导都像杨哲信一样贪婪。但从杨哲信振振有词的“规矩论”可以看出，逢年过节下属到上司家“看望”，确实已经成为一种认同度很高的潜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潜规则在官场盛行，表征了腐败行为的民俗化倾向。
逢年过节看望亲戚朋友，是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人之常情。或许正因为此，下属在逢年过节时看望上司，也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是，下属到上司家“看望”，绝不会空着双手。对于这一点，下属与上司彼此都心照不宣。于是，在节日习俗的外衣下，肮脏的权钱交易在半推半就中进行，行贿者与受贿者达成了默契。
“规矩论”揭示出了节日腐败的疯狂。但节日成为腐败的高发季节，本身却在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权力的失范。或许更因为此，我们才不难理解，一方面有关部门对节日腐败不断下发禁令，而节日腐败却照样发生。每年元旦春节，从中央到地方都会下发禁止逢年过节请客送礼的通知。对于这类通知，作为组织部副部长的杨哲信肯定会读到，甚至还会装模作样在公开场合谆谆告诫。但是，因为自己把握着干部提拔任用的大权，利用逢年过节大肆受贿便成了挡不住的诱惑。
杨哲信利用逢年过节收受贿赂高达近200次，但值得深思的是，杨哲信东窗事发，并不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笑纳”下属礼金，而是因为被他的姐夫－－安徽省委原副书记、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腐败案牵出来的。杨哲信未能因节日腐败翻船，说明那些送礼者无一不是心甘情愿。这充分表明，那些送礼的下属，本身就把升迁的愿望寄托在买官而不是德才表现上。而杨哲信能够变本加厉收受钱物，无非是他仰仗了姐夫这个后台。在如此不正常的官场生态下，节日腐败能不盛行吗？
逢年过节下属到上司家“看望”成为“规矩”，见证反腐败形势的严峻，也见证了权力个人化的可怕。杨哲信曾在法庭诡辩道，凡向他行过贿的干部，都经过组织程序提拔任命的，因而“程序正常，不算卖官”。诚然，这种诡辩是无力的，因为收受贿赂的铁证如山。但是，干部任命不是要群众公认么？为什么买官者轻松过了“群众公认”这一关？甚至，极度贪婪的杨哲信，又凭什么官运亨通？《干部作用条例》为什么成为一具空壳？群众雪亮的眼睛为何没能发挥作用？这些怪象的存在，不都为规范领导者权力敲响了警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