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在文中瞎说 “...20 多年来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仍然获得了长足进步 ” ，并以此瞎掰为核心依据，声嘶力竭的呼吁各界不要起来革命，而应该维持现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要紧。因为革命会打断和破坏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进步，只有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才能维持 “ 社会改善的正途 ”--“ 点滴进步的积累 ” 。
正直的过来人都会清楚，冼岩所说的 “...20 多年来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仍然获得了长足进步 ” 完完全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二十多年前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怎样的年代呢？
八十年代的结社自由比今天大许多，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各地产生了诸多的独立社会、政治团体、沙龙，公开地活动，完全不像今天的死气沉沉局面；八十年代，异议人士遭受的打压远没有今天这样残酷、阴狠，胡耀邦对异议人士和团体非常宽厚，虽然他迫于政治老人的压力不得不抓了陈泱潮等 “ 首犯 ” ，他始终在暗中保护异议人士和团体，他亲自批钱，将林希翎礼送出国，并且长期保护启蒙社；赵紫阳没有下令抓过一个异议人士，并且暗暗地努力，打算释放在押的政治犯；赵紫阳要把深圳搞成三权分立的政治特区，已经着手准备；赵紫阳还谋划在邓小平死了之后，搞多党制。
八十年代中国的言论自由也比今天大许多：
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反思文革类图书、影视作品几乎畅行无阻，这类作品今天被严厉封杀；八十年代有许多批判现实、反思民族自身、呼唤自由民主甚至批判共产党的图书和影视作品都能出版发行，如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党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病房》等等，都能出版。呼唤自由民主的 “ 走向世界丛书 ” 已出版多本，后因六四才中断。《河殇》在中央电视一台播出 ...... 所有这些，在今天绝无可能出版和发行。
新闻自由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新闻自由度比今天大许多。八十年代许多反腐败、反不正之风的新闻稿件都能够发表，地方的报纸常常批评地方的党政机关，各大报纸的杂文版，针砭时弊，非常活跃。到了一九八八年，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已经处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的状态，只需要以新闻法的形式来保障。
今天的新闻自由状况怎么样？今天连车祸、天气预报的报道都要控制，更不要说反腐败和批评党政机关了。去年，浙江台州市党报仅仅因为批评台州市交警支队乱收费，报社总编就被交警非法绑架殴打致死，凶手逍遥法外。 1987 年开十三大时，中共中央的活动还有一点透明度，略让记者作一点真实的报道，现在，中共中央的活动彻头彻尾沦为黑社会活动，连一点样子都不做了，十六届四中全会，连开会的地点都不许报道。现在，胡锦涛连异地批评报道都要禁止，以实际行动向北朝鲜学习。
口头讲话的权利当然也属于言论自由：现在很多人口头上骂中共，一般不用担心被抓；八十年代口头上骂中共实际上更不会被抓，因为用笔骂中共的都不怎么被抓。但是八十年骂中共的人远比现在少，因为那时候中共还没有堵死改良的大门。
综上所陈，八十年代的言论结社自由状态比今天大许多，今天看来，居然有恍若隔世之感（不用比美国、台湾了），可见当前中国黑暗到什么程度。
言论结社自由是自由的核心部分，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方面的自由。今天，媒体确实比八十年代多了许多，有的是比过去多得多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发行物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些 “ 多元化 ” 无一例外都属于声色犬马、娱乐休闲方面，完全没有触及自由问题的实质。八十年代也有这种 “ 多元化 ” 的自由，只是当年的物质积累没达到今天的高度、社会道德没有今天这样败坏而没有呈现这种 “ 多元化 ” 而已。现在大陆有上千种报纸、杂志，老百姓家庭能够收看七十多个电视台，但是这些媒体在 “ 敏感问题 ” 面前一律噤声，对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纪念六四集会、法轮功反迫害抗争、乃至太石村维权运动等重大新闻装聋作哑，这些重大新闻，全世界的媒体争相报道，大陆拥有众多媒体却无一报道，这就反映了问题的实质 --“ 多元化 ” 的虚假！实际上，大陆至今仍然只有一个 “ 媒体 ”-- 中共中央宣传部。所以，以现在的所谓 “ 多元化 ” 来指证今天的个人自由比八十年进步完全错误的。
八十年代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比今天好许多。八十年代，没有今天这种对法轮功等宗教信仰组织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当年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对气功实行 “ 三不 ” 政策，虽然不提倡、但也不禁止，老百姓还可以享有充分的练功健身的自由权利，现在，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群体灭绝，不仅虐杀，而且活掏器官，比当年纳粹还要残忍；而且，胡锦涛中共干脆把中功、香功等十四种气功统统禁止，把几十种信仰组织列为 “ 邪教 ” 。今天，老百姓连练气功祛病健身都要担惊受怕，不敢公开进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八十年代大大的倒退了。
自由的目的是保障人权，今天中国人自由大幅倒退，人权状况就可想而知。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以住房权这一大宗财产权为例：八十年代私房比例小，现在私房比例很大，照理说八十年代的强迫拆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才是，然而，反而是八十年强迫拆迁很少，现在强迫拆迁比八十年代严重得多，拆得公民上吊、服毒、跳河、自焚 ... 在全国打造了一支庞大的拆迁的上访大军。
自由要靠法治来保障。八十年代司法当然不是独立的，但那时候法院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人大的监督，法院在处理政治以外的案子，还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今天公、检、法完全掌握在中共政法委的手里，实际上不受任何监督，赤裸裸的以党代法，公然大耍流氓。现在法院不仅不受理法轮功受迫害的案子，连强迫拆迁的案子、证券受害等非政治性的案子都强行不予立案，这完全是违法渎职行为，中共今天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随时随地公然践踏，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是没有的 ......
不仅比不了八十年代，现在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连十年前都比不了，十年前是 1996 年，那个时候法轮功还没有被迫害、茅于轼的宪政研究所没有受到限制、袁伟时教授公开发表《现代话语教科书》，也没有受到打压。现在胡锦涛不仅不停止迫害法轮功，还关了茅于轼的宪政研究所，袁伟时教授受到批判打压，文章也不能再发表 ......
综上所陈，二十多年来， 20 多年来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大幅倒退。其中，六四屠杀和 “ 揭批 ” 法轮功是自由大幅倒退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六四屠杀，彻底扼杀中国人争取政治自由的成果和热情，使中国人的言论结社等自由大幅倒退。政治自由是其他自由的保障，政治自由的大倒退，直接导致了中共权贵集团在九十年代末发起的强迫拆迁、征地、 “ 改制 ” 运动的得逞，老百姓的经济权利受到残酷侵害，因为老百姓在政治上无权，无法用选票来保障自己的利益；政治自由的大倒退，也最终导致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大倒退，瞪小瓶死了以后，僵贼泯这个小人于 1999 年歇斯底里大发作，指挥整个中共国对法轮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中国人无法阻止这样的迫害，因为老百姓在政治上无权，无法用选票来保障自己的信仰自由权利。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 罗斯福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对一个人的迫害是对所有的人的威胁；看见别人受迫害而不去救助的人，到头来自己也会使受害者。在中国也是这样：当年那些躲在家里，嘲笑参与六四运动的学生幼稚的人，好些人后来成了中共强迫拆迁、征地、 “ 改制 ” 的受害者；当年那些看见僵贼泯中共疯狂镇压法轮功而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的一些信仰组织，没过几年就被中共整得二魂出窍、亡命天涯；现在那些指斥高智晟绝食抗暴是 “ 搞政治 ” ，而拒绝声援的人，总有一天要挨中共的整，除非中共倒台。
二十多年来，中国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大幅倒退，这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独立国际人权组织 —— 大赦国际都确认了的事实。
冼岩先生睁着眼睛故意不看 20 多年来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大幅倒退的事实，还要扯着嗓子高唱 “...20 多年来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仍然获得了长足进步，其变化举世有目共睹 ” ，完全是一派无耻谰言！
冼岩在文中一再呼喊：现在广大社会弱势群体，即 “ 对现状强烈不满、对未来不抱多少希望的人，主体是贫困农民，包括农民工；以及城乡失业人员，尤其是即将进入社会、或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学生 ” ，是 “ 敌视与绝望的阶层 ” 。冼岩惊呼： “ 这些敌视与绝望阶层的存在及其扩大，是最危险的社会因素。
但是冼岩却完全回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 这些敌视与绝望阶层的存在及其扩大 ...”
-- 正是中共一党专制导致的社会极度腐败、极不公正导致了导致了 “ 这些敌视与绝望阶层的存在及其扩大 ...” ！
冼岩卑鄙地对此关键问题讳而不谈，也没有一句话劝中共当权派自我反省和纠错，却大力呼吁避免他所称的 “ 第一种民主观 ”-- 自下而上的革命。完全的语无伦次、逻辑不通。
了解中国人的人都知道，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以及文化中专制毒素污染，中国人的奴性较重，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不会起来反抗，好多人就是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宁可自杀，也不敢起来反抗。中共现在把许多地方的农民逼得揭竿而起，自卫抗暴；把许多跪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逼得与自己公开决裂；甚至把自己曾利用了一辈子的老奴 -- 老干部、老军人都逼得退党，可想而知中共现在是多么的残暴和歹毒！
“ 这些敌视与绝望阶层的存在及其扩大 ...” 完全是中共一手逼出来的。连中共自己的国家信访总局都承认了：上访的案子百分之八十八是合理的，因此，中共已经承认了进行抗争的恶弱势群体大多数不是刁民，也就是说：是中共把他们 “ 逼反 ” 的。现在，中共禁止群体上访，他们偏要群体上访；中共不让示威、喊冤，他们偏要示威、喊冤。
党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现在中共不仅不缓和矛盾，还要拼命打压弱势群体，激化矛盾，你冼岩不去呼吁中共停止掠夺、停止施暴，反而来呼吁弱势群体不要革命，这不是荒唐透顶吗？您冼岩能给他们生路吗？能还他们公道吗？中共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必然爆发革命。
为了吓阻人民起来革命，冼岩威胁 “ 如果第一种民主观获得优势，民主目标会不断升级， “ 继续革命 ” 将无有穷时，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文革重演，多年的物质与文明的积累毁于一旦，社会陷入无序，历史重入轮回。 ” 在这里，冼岩和许多网上的功特流氓一样，动不动拿 “ 民主会动乱 ” 来吓阻中国人的民主诉求。
我实在告诉您：
一，中华民族历尽共产浩劫，已绝非一百年前的那个幼稚的民族。当前中国人民人才济济，追求民主自由的智慧远胜一百年前，只是被中共压制，没有展现而已。中国已经有前苏、东国家、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后满清时代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中共垮台后，中国人完全能够避免历史的恶性循环。民运先驱陈泱潮先生也已经提出了新五权虚君民主建国方案。
二，如果以你为文胆的中共顽固派死不悔改、继续百倍疯狂、百倍狡诈的倒行逆施，确实造成了中国大乱的局面，对你们这个邪恶流氓集团来说也是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如果你们没有那么拼死顽抗，中国民主化转型还比较顺利的话，你们还得以全身而退，除僵贼泯、李月月鸟、罗干等极少数杀人犯以外，都可以保留身家性命和财产，甚至还可以留用，整个中共还可以得个安乐死；而如果因为你们的顽抗中国发生了大乱，由于你们倒台时社会秩序不能维持，新政权就没有办法制止人民对你们这个犯罪集团的清算，由于人民早就对你们恨入骨髓，你们中大多数人的狗头就会被砸烂！只有极少数能逃到海外，西方国家大多非常势利，决不会优待落水狗，即使逃到海外，也难保不被引渡回国，或被仇恨的人雇凶赶尽杀绝！
冼岩在文中大力呼吁中国要走他所称的精英民主化的 “ 第二种民主观 ” 的道路。这不无道理，如果中国能够走上这条道路，能够把转型的成本降到最低，但问题是，要走上精英民主化的 “ 第二种民主观 ” 的道路，中共政权就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冼岩接下来却大力为中共拒绝政治民主化改革辩护，认为中共拒绝政治改革是合理的，因为：
“ 现行秩序的稳定性是建立在一种国家与社会强弱悬殊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具有天然的结构刚性。一些温和的、有限的改革主张，例如成立民间工会、农会，扩张言论自由，表面看不会象民主选举那样直接颠覆现行秩序，但它将改变现行秩序赖以维持稳定性的力量对比格局：一旦允许民间集结力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谁知道民间力量会不会进而提出更多要求？在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的基础上，政府将越来越没有能力压制民间的进一步要求，只能被逼得步步后退。这就是中国政府力求将一切反对的势力与声音 “ 扼杀在萌芽状态 ” 的原因，这也是它不愿意启动哪怕是 “ 温和 ” 政改的原因。 ”
试问冼岩，没有一些温和的、有限的改革主张，例如成立民间工会、农会，扩张言论自由等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哪来的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没有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哪能够走上冼岩所推崇的精英民主化的 “ 第二种民主观 ” 的道路？
这不是逻辑不通的问题了，这是在故意猛扇自己的耳光。冼岩据此莫名其妙地说： “ 这一顾虑不消除，自上而下的主动改良在中国就难以想象，政治进步只能自下而上、自外而内，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 ” 。既然中共有理不政改，要进步只能是自下而上，却又不能改变现行秩序，不知冼岩所声称
的自下而上的推动，是哪门子推动？事实却是，胡锦涛中共疯狂的打压老百姓的和平诉求，连悼念赵紫阳和六四者都不允许，连帮助公民维权的律师都要打压，比 “ 四人帮 ” 还专横！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胡锦涛上台以后进一步倒退，独立国际人权组织 -- 大赦国际都承认这一事实，连被中共这个大淫妇迷得不清不楚的美国最近都承认这一事实。冼岩还说中国的政治进步正自下而上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实在是瞎掰得离谱！
对于猛扇自己耳光的结论，冼岩显然是找不到论据，只好以完全瞎掰的东西来佐证，他于是就恬不知耻地说 “ 即使在政府的这种高度戒备下， 20 多年来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仍然获得了长足进步，其变化举世有目共睹 ” 。
冼岩太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智商，比起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中国的老百姓是比较愚昧，但是中国老百姓的愚昧，不是由于智障，而是由于奴性太重。但是，奴性再重的人，也有双眼睛，能看出某个人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冼某人耍无赖是为了什么呢？最后，冼岩终于亮出了底牌：
“ 中国政府不得不在 “ 增进自由影响稳定 ” 与 “ 遏制自由影响经济 ” 之间走钢丝，以求得微妙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式的进步才是历史前进的真实脚印，它内生于社会进程本身，与现存的一切都能够共生、互动；它的存在不会被扼杀，它的发展之势不可阻挡。理想化的政治冲动不应该破坏这种脚踏实地的进步过程，不应该中止这种社会的自发演进。 ”
原来，冼岩文章的目的是叫中国人不要乱说乱动，因为中共政府所采取的 “ 这种形式的进步才是历史前进的真实脚印 ” ，好了，乖乖的听中共的罢。
这不是自扇耳光了，这简直是一个淫荡的泼妇脱了裤子耍无赖！
冼岩完全失态了。
“ 冼岩 ” 是中共网上御用政论歪嘴中理论水平和诡辩技巧最为高超者。如今这般失态，只能说明以胡锦涛为头子的中共顽固派当权者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的压力，已经惊慌失措、方寸大乱了。
中共邪教流氓党的最高头目们，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们不希望流血，但是如果你们继续死不悔改，一意孤行，小心你们的人头！齐奥塞斯库夫妇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警告中国的 “ 国保 ” 、 “ 国安 ” 警察们，要是你们继续不务正业，死心塌地为中共作帮凶打下手，继续残酷迫害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就要小心你们的人头！罗马尼亚当年被愤怒群众吊在电线杆上的警察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曾节明 成稿于星期四晚上 2006 年6 月8 日 下午 9:51:44
附： 中国政治变革的前景 / 冼岩
( 博讯 2006 年 06 月 07 日 发表 )
现代社会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支持民主的人总比反对的多。民主既代表着政治制度，也意味着政治权利，因此对民主的理解也与个人处境及其权利要求密切相关。在不同人的心中，有着不同的民主。
就中国大陆而言，对民主的理解千差万别，其中最具代表性与行动能力的主要有两种，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权利要求，两个对民主需求最迫切的群体。 ( 博讯 boxun.com)
其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即那些对现状强烈不满、对未来不抱多少希望的人，主体是贫困农民，包括农民工；以及城乡失业人员，尤其是即将进入社会、或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学生。这些人或生存状况恶劣，谋生艰难，却要承受着强烈的社会分化对比；或理想与现实差距悬殊，对未来失去信心，对现实满怀怨恨。他们敌视现行秩序，欢迎一切不可预知的社会变动，当然热烈支持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他们眼中，民主是他们扩张权利、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对现存不合理利益格局的颠覆；是一切推倒重来，变等级秩序为 “ 人民当家做主 ” 。这些敌视与绝望阶层的存在及其扩大，是最危险的社会因素。对生活失去期待的人，既可能因绝望而放弃理性，以极端行为报复社会；也可能在某种精神旗帜下获得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冲动。后者是一切执政者最难应付的对手：当为数不少的人 “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 时，稳定无法预期；如果进一步发展到 “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 ，革命难以避免。
第二种民主观发生在 “ 成功人士 ” 群体，即除了现在的政治精英之外的精英群体，包括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及有志于民主的未来政治精英。有人类就有社会，有社会就有等级结构，就有精英与大众之别。精英都拥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他们的民主诉求不可能是对自己既得利益的放弃，而只可能是进一步追求新的、更多的利益。因此，与前一种民主观不同，这种民主观不是对现状的全面颠覆，而是既有所颠覆，又有所保守；不是追求一种自下而上的平等秩序，而是要通过民主程序来强化某种特定的利益格局。不同类型的精英，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格局，因此对 “ 宪政秩序 ” 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两种民主观决定了中国变革的不同前景。一旦中国开始民主进程，现在看来因 “ 大方向 ” 一致而相互应和的这两种力量就会发生分化，进而因 “ 争道 ” 而相互竞争。竞争结果取决于许多具体、甚至是偶然的因素，难以预测。如果第一种民主观获得优势，民主目标会不断升级， “ 继续革命 ” 将无有穷时，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文革重演，多年的物质与文明的积累毁于一旦，社会陷入无序，历史重入轮回。
如果第二种民主观获得胜利，中国历史确有可能走出轮回，获得另一种新的可能。这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走上康庄大道，中国人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事实是，到时候既有可能比今天好，也有可能比今天糟。就制度而言，新制度比之旧制度具有一些优点，但这只意味着为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而非必然。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不仅仅包括制度，还有其它内容；影响国家、人民生存状况的也并非只有政治，还包括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在颠覆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政治制度以外的因素也造成冲击与破坏，区别只在冲击、破坏的程度大小而已。因此，第二种民主化后的中国是更好还是更糟，取决于对原有各方面积累的破坏与继承的比例，取决于上述三类精英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情况；与第一种民主观及其背后势力的交锋，也必然导致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与伤害，因此这种民主的前景还需取决于斗争过后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关系，新的掌权者与社会其它阶层的关系，以及国际形势与国外势力的态度、影响。
由此可见，民主化进程既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机遇，也有可能致中国于动荡的危险；即使出现最好一种可能，完成内部整合也需要相当长时间。但现在的中国正处在经济持续增长的 “ 战略机遇期 ” ，外部竞争势力（如印度、日本、俄罗斯）也在虎视眈眈，现在并不是适于进行冒险与内部搅拌的有利时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发展的 “ 政绩 ” 成了现行秩序的政治合法性背书。
如果在现行秩序下经济发展也不能持续，那么在中国拒绝民主化就失去了一半理由，剩下的另一半理由是避免 “ 民主化导致动乱 ” 的危险，即秩序先于自由。即使只剩下一半理由，预计中国政府也不大可能主动启动民主化改革。现行秩序的稳定性是建立在一种国家与社会强弱悬殊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具有天然的结构刚性。一些温和的、有限的改革主张，例如成立民间工会、农会，扩张言论自由，表面看不会象民主选举那样直接颠覆现行秩序，但它将改变现行秩序赖以维持稳定性的力量对比格局：一旦允许民间集结力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谁知道民间力量会不会进而提出更多要求？在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的基础上，政府将越来越没有能力压制民间的进一步要求，只能被逼得步步后退。这就是中国政府力求将一切反对的势力与声音 “ 扼杀在萌芽状态 ” 的原因，这也是它不愿意启动哪怕是 “ 温和 ” 政改的原因。这一顾虑不消除，自上而下的主动改良在中国就难以想象，政治进步只能自下而上、自外而内，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
即使在政府的这种高度戒备下， 20 多年来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仍然获得了长足进步，其变化举世有目共睹；民间社会的力量也有了大幅增长，各种非政府组织、民间联系以不同形式成长。一方面是有些领域的自由增进并不危及政治秩序，政府对之不抱敌意；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扩张必然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由的增进与民间社会的发育之势实际上已不可逆转。中国政府不得不在 “ 增进自由影响稳定 ” 与 “ 遏制自由影响经济 ” 之间走钢丝，以求得微妙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式的进步才是历史前进的真实脚印，它内生于社会进程本身，与现存的一切都能够共生、互动；它的存在不会被扼杀，它的发展之势不可阻挡。理想化的政治冲动不应该破坏这种脚踏实地的进步过程，不应该中止这种社会的自发演进。
??? 真正理想的社会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人间，人间所能拥有的只是相对的好与糟，因此，社会改善的正途是点滴进步的积累，大动荡、大手术只是极端情况下的个别。从来就没有开往理想目标的直通车，不管这种理想的标签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者应该承认现实，学会立足于现状推动朝向理想的进步，而不是企图直接用理想型构现实。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