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夏的一天清早，起床钟刚刚响过不久，同学们都在穿衣洗漱。突然来了一位中年妇女，眼泪汪汪，急匆匆寻找高一班同学的集体宿舍。我一眼看出她好像是韩 ＸＸ的姨妈。韩ＸＸ是高一班学生，只比我大一岁，今年十六岁，但在家里我还是叫他均叔。果然她一进宿舍就一把抓住还未穿好衣服的均叔的骼膊，曳着就往外走，一面急促地说：“快，家里出大事了”。他们跌跌撞撞跨出大门，飞奔着跑向城里。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散学后，我和大多数城关的同学一道有说有笑回家，但心里还是在揣摩着今天早晨的事。到家之后，弟弟告诉我说：“爸爸妈妈都到大爷家去了，他们家出事了。”很晚父母亲才回来。妈妈准备晚饭时，我向父亲询问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大爷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原住大别山里，和韩玉英的爸爸（见系列三）是兄弟。原先家里生活非常清苦，靠上山打柴为生。每打一担柴，第二天肩挑步行一天，晚上进城来在我们家歇脚一夜，第二天一早再挑到大柴市场上卖掉，当天步行走回家。这样辛苦了几年，攒了一点钱，就在城里摆个小摊子，做起小本买卖。后来钱攒得多一些了，就在南门外大街租赁了一间门面，开了个小杂货店。后来，房东看他为人厚道，能吃苦耐劳，就招赘为婿。一家起早摸黑，辛勤劳作，生意越做越旺，就又把隔壁两间门面买下来。合起来三间门面的烟酒食品杂货，地利人和，生意兴旺。早几年岳父岳母已经过世，夫妻两人经营这个商店，供应一个独生子上学，与事无争，与人无斗，勤劳度日，安分守己。
自从五月份开展“五反”运动以来，由店员、工人一帮青年人组成“五反”运动工作队、打虎队，把所有的店主都当作“五毒分子”，大张旗鼓地查五毒、打老虎。大爷被当作大老虎，成天搞逼、供、吓，要求坦白交待。轮番来家翻箱倒柜，查缴证据，清查财务。更甚者，他们店里过去的一个店员，揭发他家有一坛子袁大头（银元）埋在什么地方，结果屋里屋外挖地三尺，什么也未挖到。后来定他偷税漏税，每年补税加罚款五千五百元，从他开店那年算起，一共二十五年，要交出十三万七千五百元。把他家的全部财产冲抵也够不上零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大爷夫妇两昨夜双双悬梁自尽。
两个老人自尽时给独生儿子留下了一份遗嘱，遗嘱说：“均儿，我们两人对不起你，没有等你成人我们就走了。欠你的我们来生变牛马也要偿还。均儿，你一辈子也不要做生意了。我们走后，如果房屋充公，你还是回山里去谋生，宁愿打柴也不要做生意。”
第二天父母叫我去大爷家吊个孝，也去给均叔做点安慰。穿过店面，一进庭院就看到遍地挖得大坑小洞，院中的花盆被打翻在地，花坛被翻得底朝天。后堂屋中央，四个板凳分别并排支撑两口棺材，一见就悲情涌塞。我刚跨进堂屋，那位均叔姨妈给我递过一块白布。我把白布在头上围一圈扎好，然后在地上给两位死者磕个头。
这时站在棺材两边的均叔和他的姨妈大声地哭起来，我也不免眼泪簌簌而下。悲情稍许缓和之后，我走到均叔身边，劝他不要再哭了。这时我看到他那在白头布之下的双眼，红肿得像两个红萝卜，几乎无法挣开。他在哭声中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上个星期日他回家时看到的情况。上周日他一进门就看见他爸爸拄了根拐棍，妈妈走路也一瘸一拐，两人身上都有很多伤痕。一跨入后院就看到院子、堂屋、房间到处挖得像刚刚深翻过的白薯地。从他爸爸妈妈那里得知的情况是：上上个星期五，有一帮子打虎队员进得门来，气势汹汹地要他们交代一罐子银元埋在什么地方。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没法交待。于是他们就把他父母两人分别绑在两个椅子上，硬逼着老人交待。那些打虎队员，一个个比老虎还要凶狠。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绳鞭，轮番抽打两位老人。后来，看样子从他们口中实在无法逼出结果来，他们就开始动手用铁锹镐头，把屋里院外挖了个遍。最后，他们什么也没有挖到，只好放了两位老人，扬长而去。
均叔用已经被泪水完全浸透了的毛巾反复擦拭着眼泪，接着痛苦的诉说：“上个礼拜我本来不打算上学去了，在家帮助父母收拾一下。爸妈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家里的收拾他们可以自己慢慢做，一定要我放心去上学去。如果我不去学校，这事就不会发生了。”说到这里，他哭泣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只好安慰地劝说：“是两位老人实在被逼得没法了，即使活下来，那些人也不会饶过他们的，走了，也可以少受些罪呀！”均叔听了哭得更厉害了。我深知，这种晴天霹雳、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是一个尚未涉世的青少年无论如何无法承受的。更为持久伤心的是，均叔不但再没有可能去上学了，家里的房屋和一切财产全部被没收，立刻成了一个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顿丧父母，顿失家园，人间之悲痛莫过于此也！
后来，在姨妈和其他亲戚的帮助下，均叔在南门城河边上搭起一个竹棚，借以栖身。因为实在找不到其他生路，他没能听从父母的遗嘱，就在这个竹棚里又做起了小生意，从摆小烟摊发展到开一个纸烟店。结果，省吃俭用勒紧裤带三年所创出的小烟店，在一九五六公私合营运动中又被共产党拿走了。他虽然成了实实在在的光杆无产者，却背了个‘城市工商业主’的头衔，继续在共产党的魔掌下承受无休无止的践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