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20 16:09:50作者：文清
——阿泉的移民故事
毕业后的几个月，在找专业工作的同时，我曾在一家日本快餐店兼职打工，期间结识了阿泉，我的同事。
阿泉四十多岁，是个快乐的人，来自中国广东省农村，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几年了。他消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微笑常常挂在脸上。阿泉待人和善，乐于帮助别人，他的妻子也在餐馆做工。两个人有一双儿女；几十年的辛勤工作，不但保证了基本生活，而且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两部车。如今儿子已经上大学，女儿在读高中。
闲暇时间经常和阿泉聊天，阿泉很乐于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每次谈到自己的一对儿女，阿泉的脸上总是浮现出幸福。听阿泉说，他在全家移民加拿大之前就有了女儿，我就问他，“中国一直在实行计划生育，你那时怎么就会有两个孩子？”阿泉说，“那时对多生小孩子管得很严的，多生一个要罚款一万块。我的同乡也有‘超产’的，他们就被罚了一万块，很惨的。有的人交不起罚款把房子都买了，有的就全家躲起来了。”然后，阿泉自豪地说，“因为我有加拿大护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罚我的。”
阿泉在回忆往事时，脸上总是带着满足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北京有一些只对归国华侨和外籍人士开放的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市面上买不到的商品。在离开中国前，阿泉曾拿着他的那本护照在这样的商店购物，并送给自己的乡亲。
一本加拿大护照，给一个原本是普通中国农民的人带来的变化着实令人刮目。共产党总是说，中国人权状况如何好。但是，同在中国，普通的公民和拿到外国护照的中国人的境遇竟如此不同。
阿泉移民前后，他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姐之外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在我打工期间，阿泉的弟弟阿明早晨经常过来喝咖啡，我问阿泉，“阿明为何不去工作呢？”阿泉说，“他的手有残疾，没有办法做工。好在加拿大福利好，对残疾人，不用做工也拿得到生活保障。”阿明也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在十几年的移民的生活中，阿泉的这本加拿大护照似乎不仅仅给阿泉带了这些。因为阿泉为人友善，我常和他打趣，“阿泉你看你多‘好’呀，一双儿女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好’字，如今，有车有房，儿子还上了大学。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呀。”阿泉微笑着点头。阿泉敬业乐群，周围的人也以善意和尊重回报。许多回头客都同阿泉交上了朋友。
阿泉的移民经历让我联想了很多。如果阿泉没有选择移民加拿大，在中国还干着同样的工作，那他的人生经历肯定会被改写。在餐馆帮忙，这样的工作可能让他在中国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别提买车买方了。
在中国，多少农民工奴隶般的终身劳作，还是食不果腹、顶无片瓦、子女没钱上学，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有的进城打工的农民甚至被长期拖欠、拒付工资逼得走上绝路。
共产党总说，“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自作主张的将人权等同于生存权。似乎中国人能活着，已经是共产党给的很大恩惠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数以亿计的社会底层劳工，他们辛勤的劳作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创造的价值哪里去了？
一方面，那些底层的劳工在生死线上苦命挣扎，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们在拼命的攫取、侵吞社会财富，许多人并将这些资金转移到海外。
阿泉的经历很典型，它也许会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加拿大，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打造美满的生活、受到人们的尊重、并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
看来，只要共产党在，那么它宣传的这种普通人的“理想生活”也只能在海外实现了。
（本文中提到的人名为化名）
毕业后的几个月，在找专业工作的同时，我曾在一家日本快餐店兼职打工，期间结识了阿泉，我的同事。
阿泉四十多岁，是个快乐的人，来自中国广东省农村，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几年了。他消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微笑常常挂在脸上。阿泉待人和善，乐于帮助别人，他的妻子也在餐馆做工。两个人有一双儿女；几十年的辛勤工作，不但保证了基本生活，而且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两部车。如今儿子已经上大学，女儿在读高中。
闲暇时间经常和阿泉聊天，阿泉很乐于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每次谈到自己的一对儿女，阿泉的脸上总是浮现出幸福。听阿泉说，他在全家移民加拿大之前就有了女儿，我就问他，“中国一直在实行计划生育，你那时怎么就会有两个孩子？”阿泉说，“那时对多生小孩子管得很严的，多生一个要罚款一万块。我的同乡也有‘超产’的，他们就被罚了一万块，很惨的。有的人交不起罚款把房子都买了，有的就全家躲起来了。”然后，阿泉自豪地说，“因为我有加拿大护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罚我的。”
阿泉在回忆往事时，脸上总是带着满足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北京有一些只对归国华侨和外籍人士开放的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市面上买不到的商品。在离开中国前，阿泉曾拿着他的那本护照在这样的商店购物，并送给自己的乡亲。
一本加拿大护照，给一个原本是普通中国农民的人带来的变化着实令人刮目。共产党总是说，中国人权状况如何好。但是，同在中国，普通的公民和拿到外国护照的中国人的境遇竟如此不同。
阿泉移民前后，他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姐之外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在我打工期间，阿泉的弟弟阿明早晨经常过来喝咖啡，我问阿泉，“阿明为何不去工作呢？”阿泉说，“他的手有残疾，没有办法做工。好在加拿大福利好，对残疾人，不用做工也拿得到生活保障。”阿明也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在十几年的移民的生活中，阿泉的这本加拿大护照似乎不仅仅给阿泉带了这些。因为阿泉为人友善，我常和他打趣，“阿泉你看你多‘好’呀，一双儿女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好’字，如今，有车有房，儿子还上了大学。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呀。”阿泉微笑着点头。阿泉敬业乐群，周围的人也以善意和尊重回报。许多回头客都同阿泉交上了朋友。
阿泉的移民经历让我联想了很多。如果阿泉没有选择移民加拿大，在中国还干着同样的工作，那他的人生经历肯定会被改写。在餐馆帮忙，这样的工作可能让他在中国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别提买车买方了。
在中国，多少农民工奴隶般的终身劳作，还是食不果腹、顶无片瓦、子女没钱上学，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有的进城打工的农民甚至被长期拖欠、拒付工资逼得走上绝路。
共产党总说，“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自作主张的将人权等同于生存权。似乎中国人能活着，已经是共产党给的很大恩惠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数以亿计的社会底层劳工，他们辛勤的劳作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创造的价值哪里去了？
一方面，那些底层的劳工在生死线上苦命挣扎，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们在拼命的攫取、侵吞社会财富，许多人并将这些资金转移到海外。
阿泉的经历很典型，它也许会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加拿大，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打造美满的生活、受到人们的尊重、并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
看来，只要共产党在，那么它宣传的这种普通人的“理想生活”也只能在海外实现了。
（本文中提到的人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