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出了个党言川。不是出了个毛泽东，是党言川，文革时代名震中原的大造反派。他的造反，在40年后的若干精英人士看来，不仅极其愚昧，而且毫无价值。但是，在当时人们的感受中，那是17年漫漫长夜中升腾而起的一颗启明星！党言川和他的同代人，虽然没有高级的民主理论，但他们心腑中煎滚着的对黑暗的憎恶和对自由的渴望，似乎比今人强烈得多。
1966年夏，正当北京深陷入权贵“红卫兵”所制造的红色恐怖之际，河南省却冒出一个震动全省的平民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它的灵魂人物，正是那个即将成为标志性人物的郑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党言川。党言川以其对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无比愤恨，影响了“郑大联委”的政治立场。据历史记载，“郑大联委”是8月21日成立的。第13天，即9月3日，这个初生的羽毛未丰的造反派组织就发出一份《火急呼吁书》，其势若野火，迅即燃遍中原大地。
呼吁书写道：“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整整40年过去，今人已很难体味那种石破天惊的震撼。虽然呼吁书使用的仍然是毛式概念和语言，但众多战战兢兢苟活于专政岁月的人们，即刻就看出了那逼人的剑气——这是冲着共产党、毛泽东去了！在共产党治下，河南人民头上压着“两座大山”！1958年（高举三面红旗高歌猛进的火红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反了！反了！真真反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河南人无须猜测，就明晰所谓“骇人听闻的”即“信阳事件”等惨绝人寰的大规模饿死人事件。那一时代，中共无法指称那些遍及全国的大饥馑，只好以中性词汇“事件”来搪塞，如“信阳事件”、“环江事件”、“遵义事件”等等。至今我们仍然难以理解党言川及其战友们的盖世勇猛：他们刚刚锻造出长剑，第一次拔剑出鞘就直逼对手之命门！下罢战表，翌日（9 月4日）便成立“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抓捕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大饥荒制造者吴芝圃。再一日，9月5日，“郑大联委”这个年轻的造反派组织联络召集了“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历史如此记录：“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造反的长剑一旦出鞘，就再也没有插回去：在这个会上，党言川和他的战友们毫不含糊地开始追究饿死三分之一人民的“信阳事件”。
6天之后，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全省各界炮打省委大会。吴芝圃没有抓回来，就把现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推上台，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有当时在场者纪登奎等官员不满，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文甫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在这里，在造反派和中共官员之间发生了一点有趣的名实错位：在中共官话里，“历史反革命”特指内战时期的政治反对派。省委副书记赵某至多是犯错误的共产党干部，称“黑帮”可也，如何成了死敌国民党？但纪登奎先生没有站在造反派方面想一想：大饥荒已然过去6、7年，称之为历史也不为过。关键在“反革命”三字，参与大量饿死黎民百姓，不是反革命还是革命？逻辑大约是这样的：既然“反革命”是“最坏的”，你们这些视百姓为刍狗的共干如何不是“反革命”！
40年后，当我们试图复原历史图景时深感疑惑：在当年共产党之铁打江山，小小党言川如何能一呼百应，在短短数日内组织起两次声势浩大的全省性集会，声讨前任省委书记，批斗现任省委副书记？首要的条件，当然是毛泽东对造反的肯定。在此之前，或非议一位基层共干，或张贴一张巴掌大的小字报，皆为逆反，入十恶不赦之罪。1966年，毛为了整肃政敌，不得不与人民临时结盟，于是造反不仅被允许，并且成了“继续革命”之“首创精神”了。说文革肇始于毛泽东的煽动，这句话十分正确，过分正确，不仅写入官方决议、宣传纲要，并成为全社会之共识。据说，在“现代迷信”的蛊惑下，中国人整个是疯的，“造反”二字之前，就必须加上一个限制词，叫“奉旨”造反。什么造反派，不就是毛泽东的一群狗吗！请看一看河南，看一看党言川！毛泽东似乎并没有煽动他们来反对自己， 但党言川们义旗一举，便兵锋直指老毛的痛处。1966年夏，河南人在省城一次又一次盛大集会，看上去红旗如海，然而其背后所涌动的，并非领袖崇拜的疯癫，而是大饥馑幸存者岩浆般的仇愤。今天，那些被活活饿死的罹难者对我们而言不过是一些没有体温的数字，40年前不是这样。对40年前的河南人来说，他们尸骸未腐，坟土犹新，尚为新鬼，那数以百万计的幽灵还在人间徘徊。
在1966年盛夏那种谲诡的风向不定的时刻，党言川抓住“造反有理”的圣旨，趁机造反了！
不管是谁，只要代表了被压迫被欺凌者的情感和意志，他就会成为历史的中心。振臂一呼间，一个岌岌无名的小人物就成了为民请命的英雄。
在党言川和他的战友公开扯旗造反之前，1966年8月，河南出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文本。（有云：文革不过是比赛革命的革命。哪里有什么造反、人民文革？口说无凭，请拿出文本来。让文本说话。）
其一，郑州大学贴出一份轰动性大字报，题目是“千刀万剐吴芝圃”。郑州是转抄，原作是光山县一位青年学生。题目十分暴力血腥，今天的先生淑女们大约会皱起眉头，说吴芝圃也有他的人权，“千刀万剐”总是不合适的。这当然很政治正确，但吴芝圃当年却是把他治下的黎民百姓“千刀万剐”了。再说了，吴芝圃那样的高官，也是草民百姓们够得着的吗？从下文将会看到，下了台的吴芝圃都有军队保护。——让我们回到文本——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
（引文，异体字）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指基本断粮——郑注）至60年春，光山县4、50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墨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引文完）
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份大字报的全文。它应该进入将来建立的文革博物馆。
我为什么说吴芝圃先生当年把黎民百姓“千刀万剐”了呢？我为何如此怒不可遏地使用暴力语言呢？因为吴芝圃先生和他的同僚们曾尽情挥洒暴力，把共产暴力传统发挥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其冷血，其创造力，皆可谓登峰造极。今人已不明白何以能大规模饿死人了。没吃的了还不会逃荒吗？往哪里逃呢？古代饿死人，是灾区面积过大，等断粮后再逃荒就走不出去了。本朝却是在每一路口、车站、码头遍布军警民兵，不准逃荒，不准给“三面红旗”和地方官抹黑。光山县大字报上出现了“打死”二字，未加解释。当时的人们都知道，那是因为逼粮。今人知道不知道，那就难说了。不知不为耻，时代不一样了。就怕遇上那号智商低下者，上来就骂饿死活该，谁让你们“亩产万斤”呢！——饿死的不是“放卫星”的，谁是谁还没搞清呢！“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老毛爱大跃进，各级党官就大放“高产卫星”。牛皮吹大了，粮食却交不出去，就从农民嘴里抠。村队干部也怕饿死，就和百姓勾结，“瞒产私分”。“父母官”们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打”，毒打，往死里打！最后把饲料粮、口粮、甚至种子粮尽行掠去，再派出军警民兵防堵逃荒。（甘肃曾发布过这样一条“死命令”：“不准外逃，坚守岗位，凡靠近铁路一百米内的作偷越边境论，一律格杀勿论！”）那一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吴芝圃们竟高估（并高报）为702亿斤。这颗“卫星”一升天，河南人就只有下地狱！两个数字往那儿一摆，成批饿死人的惨剧已势难挽回。作家白桦是河南人氏，后来回老家息县一带作了些初步调查：息县639个村庄死绝。邻近的固始县，400个村庄死绝。
文本之二，是被当作罪证公诸于世的党言川的一封私人信件。1962 年，党言川给新乡师院的同学写了这封信，4年后，新乡师院文革工作组组长丁某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这封信的原本。我们不能不向“组织”的阶级嗅觉脱帽致敬！以今天的某些“思想彻底”的朋友们的眼光来看，这封信深受党文化浸染，实在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挝薰亍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