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24 03:19:24作者：
从一个国民党的官员如何造福一方看中共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文明社会里正常的政民关系。时光返回六十年，1946年辽西有一个叫石洪阁的人，时任国民党第六兵团谍报组（上校）组长，住在锦州。在乡亲们眼里，他是个大官，当时方圆百里的家乡人有了什么为难遭灾的事都去求他，他也竭尽全力为乡亲们排忧解难，慷慨解囊，甚至“拔刀相助”，并且不收任何钱财礼品，因此求助于他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他家乡的一个姑娘被土匪绑架，石洪阁一听大怒，立即作了紧急布署。因为锦州离家乡太远，他就用电话调动离家乡最近的二台子村驻军的一个连，带着机关枪和山炮，冒雨火速前去救人。他自己则骑马飞快的赶奔家乡。一连人马迅速包围了村庄，接着冲进村子，抓住了绑匪，解救了姑娘。当石洪阁风风火火赶到家乡时，人和马都累的通身是汗。姑娘的家人千恩万谢这救命之恩，要以重礼报答，被石洪阁谢绝。这些事情在辽西一带有口皆碑，一直传为佳话。乡亲们因为有了石洪阁这样的好官，庄稼人的日子有了安全感、依靠感。
中共建政后，共产党是怎样为官的呢？在石洪阁的家乡，在这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子，从“镇反”、“大跃进”到“文革”，据不完全统计，全村有十七人被定为“地、富、反、坏、右”，有九人被说成有“严重历史问题”（俗称“带污总”）。其中一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枪毙；两个被判刑，三户人家被强行搬迁外地，一人被迫害精神失常，一人在长期批斗毒打后早亡。那么是不是这些人有不法行为才被整治的呢？不是，有句顺口溜：“地主富农积极肯干，贫下中农调皮捣蛋”就是真实的写照。由于中共搞 “阶级论”、“成份论”，这些所谓“阶级敌人”的子女、家属也被叫作“狗崽子”，成为二等公民中的贱民，所有的亲友也被牵连，强制的“划清阶级阵线”不敢往来。
石洪阁的妻子吴玉芝被中共定为“地主”，“海外特务家属”。十几年中一直受到监控、“劳动改造”，长期被批斗、毒打、多次被打伤。由于承受不了这无休止的折磨，她多次自杀未遂，而被她丈夫石洪阁救助过的所有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为她说句公道话，甚至不敢表示同情心。所有被定为“阶级敌人”的人，在各个时期，各次运动中都被称为“老运动员”而遭受长期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批斗、毒打、抄家、监督改造、体罚、游街示众。失去了人格尊严，其女子、亲属也被强制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中共好搞运动，讲的是斗争哲学，善于制造“敌人”，这样它才好控制人。在“大跃进”中，一个叫石会学的朴实农民，仅仅说了句：“互助组越小越好，人合心、马合套”（符合刘少奇的路线）即被说成反党，定为“四类分子”，长期遭受批斗、毒打，甚至在他重病时仍然被拉到台上毒打，当场倒地，不久身亡。他的妻子及七个子女长期受到歧视，至今没给任何说法。贡丽娟是五十年代大学生，搞电子技术，是山沟家乡飞出来的第一只“凤凰”，因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她为父鸣冤，被打成“右派”，长期遭迫害，精神失常。人生与才华尽毁。
对普通老百姓中共也充满恐惧。只因炼一种功法－法轮功，且人数众多，心胸狭窄、好弄权术的江××率领中共就又发动了一场遍布全国的恐怖运动。它们煽动仇恨（如文革批刘少奇）；以权代法，成立凌驾在公检法之上的组织“六一零”（文革中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名利和重金为诱饵（文革中让“四人帮”当官），实行的是黑社会加国家恐怖政策。
刘文芝是辽西龙港区北港镇牛营子村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曾患多种疾病，多方求医、久治不愈，为治病家里都变穷了。也正因如此她炼了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一扫而光，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同时也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后，当地中共干部、警察及“盖世太保”组织“六一零”人员多次去她家禁止她炼功，她用切身经历告诉这些人：法轮功治好了我所有的病，救了我的命，你们不让炼功我就得被病折磨死。可惜的是，这铁打的事实，质朴的语言，农妇的泪水并没有换回中共干部们的良知善念。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四日，笊笠头子哨所所长王策等人突然闯入刘文芝家，抢走了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当她去哨所要书时，却被王策等人绑架到拘留所，后又被判三年劳教送往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其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干？因为对法轮功越狠，他们升官越快。
在臭名远扬的马三家劳教所，刘文芝遭到了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体罚、虐待、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劳教所为了让刘文芝放弃信仰，竟想出毒招、损招，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致使大小便都弄在裤子里。警察们怕闻到臭味，又把刘文芝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捆上手脚，甚至威胁她要扒光衣服照像。仅仅二十三天，淳朴的刘文芝就被折磨的精神失常，身体垮下来了。教养院不担责任，只通知当地公安王策等人立刻把人接走就了事了。王策身为所长，见这里没有任何油水可捞，坐视不管。直到几天后，教养院几经周折才和刘的家人取得联系，要求家里立刻去接人，要连夜去，刻不容缓。当家人连夜赶到马三家劳教所时，刘文芝已经脱像了，奄奄一息，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可是教养院的大队长王某和副队长董某却还要勒索五百元钱才放人，他们打的白条上写着：
挂号费：三元
车费：一百五十元
检查费：一百九十八元
灌食费：一百三十四元
包米面粥：十二元
计：四百九十七元
刘文芝精神失常了，不知道穿衣服，大小便不知道背着人，随时随地拉在炕上、屋里、院里，吃屎、喝尿，谁不让吃就打谁，吐的别人一脸屎尿。白天晚上到处走。即使这样，当地的中共干部们仍没放过她，龙港区、北港镇、哨所的“六一零”、地方官员及警察多次骚扰、恐吓，还要给一个疯人办“洗脑班”。仅刘文芝这次被关押和两次治疗精神病就花了一万多元，使本来就贫穷的家更加雪上加霜。
如今，刘文芝不但精神失常了还落下了一身病：腰痛不敢伸直、腿痛走路困难，手脚麻木、经常摔跟头，一天无数次上厕所。法轮功把一个满身疾病的人变成了健康的好人；中共干部们把一个好人变成满身疾病的精神病人。这就是他们的政绩。
国民党的官兵曾被中共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个石洪阁给家乡带来的是平安、幸福，而那些自称为“人民勤务员”的中共干部们，在几十年中给家乡人带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灾难，一场运动一场灾难，运动不断灾难不止。
石洪阁是一面镜子，他照出了中共专制下的官员们鱼肉乡里的卑鄙嘴脸，家乡人怀念石洪阁先生。
石洪阁先生于一九五零年只身去香港定居，一九七九年以后家人才得以去香港看望他，他本人始终未回家乡（也许是他心太凉了吧）。妻子吴玉芝女士在饱受磨难之后，于二零零四年在家乡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当年被石洪阁救过的姑娘高邱氏于几年前在锦州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石洪阁的后人虽然有“华侨眷属”的美称，却仍然生活在贫困中。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文明社会里正常的政民关系。时光返回六十年，1946年辽西有一个叫石洪阁的人，时任国民党第六兵团谍报组（上校）组长，住在锦州。在乡亲们眼里，他是个大官，当时方圆百里的家乡人有了什么为难遭灾的事都去求他，他也竭尽全力为乡亲们排忧解难，慷慨解囊，甚至“拔刀相助”，并且不收任何钱财礼品，因此求助于他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他家乡的一个姑娘被土匪绑架，石洪阁一听大怒，立即作了紧急布署。因为锦州离家乡太远，他就用电话调动离家乡最近的二台子村驻军的一个连，带着机关枪和山炮，冒雨火速前去救人。他自己则骑马飞快的赶奔家乡。一连人马迅速包围了村庄，接着冲进村子，抓住了绑匪，解救了姑娘。当石洪阁风风火火赶到家乡时，人和马都累的通身是汗。姑娘的家人千恩万谢这救命之恩，要以重礼报答，被石洪阁谢绝。这些事情在辽西一带有口皆碑，一直传为佳话。乡亲们因为有了石洪阁这样的好官，庄稼人的日子有了安全感、依靠感。
中共建政后，共产党是怎样为官的呢？在石洪阁的家乡，在这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子，从“镇反”、“大跃进”到“文革”，据不完全统计，全村有十七人被定为“地、富、反、坏、右”，有九人被说成有“严重历史问题”（俗称“带污总”）。其中一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枪毙；两个被判刑，三户人家被强行搬迁外地，一人被迫害精神失常，一人在长期批斗毒打后早亡。那么是不是这些人有不法行为才被整治的呢？不是，有句顺口溜：“地主富农积极肯干，贫下中农调皮捣蛋”就是真实的写照。由于中共搞 “阶级论”、“成份论”，这些所谓“阶级敌人”的子女、家属也被叫作“狗崽子”，成为二等公民中的贱民，所有的亲友也被牵连，强制的“划清阶级阵线”不敢往来。
石洪阁的妻子吴玉芝被中共定为“地主”，“海外特务家属”。十几年中一直受到监控、“劳动改造”，长期被批斗、毒打、多次被打伤。由于承受不了这无休止的折磨，她多次自杀未遂，而被她丈夫石洪阁救助过的所有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为她说句公道话，甚至不敢表示同情心。所有被定为“阶级敌人”的人，在各个时期，各次运动中都被称为“老运动员”而遭受长期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批斗、毒打、抄家、监督改造、体罚、游街示众。失去了人格尊严，其女子、亲属也被强制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中共好搞运动，讲的是斗争哲学，善于制造“敌人”，这样它才好控制人。在“大跃进”中，一个叫石会学的朴实农民，仅仅说了句：“互助组越小越好，人合心、马合套”（符合刘少奇的路线）即被说成反党，定为“四类分子”，长期遭受批斗、毒打，甚至在他重病时仍然被拉到台上毒打，当场倒地，不久身亡。他的妻子及七个子女长期受到歧视，至今没给任何说法。贡丽娟是五十年代大学生，搞电子技术，是山沟家乡飞出来的第一只“凤凰”，因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她为父鸣冤，被打成“右派”，长期遭迫害，精神失常。人生与才华尽毁。
对普通老百姓中共也充满恐惧。只因炼一种功法－法轮功，且人数众多，心胸狭窄、好弄权术的江××率领中共就又发动了一场遍布全国的恐怖运动。它们煽动仇恨（如文革批刘少奇）；以权代法，成立凌驾在公检法之上的组织“六一零”（文革中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名利和重金为诱饵（文革中让“四人帮”当官），实行的是黑社会加国家恐怖政策。
刘文芝是辽西龙港区北港镇牛营子村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曾患多种疾病，多方求医、久治不愈，为治病家里都变穷了。也正因如此她炼了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一扫而光，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同时也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后，当地中共干部、警察及“盖世太保”组织“六一零”人员多次去她家禁止她炼功，她用切身经历告诉这些人：法轮功治好了我所有的病，救了我的命，你们不让炼功我就得被病折磨死。可惜的是，这铁打的事实，质朴的语言，农妇的泪水并没有换回中共干部们的良知善念。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四日，笊笠头子哨所所长王策等人突然闯入刘文芝家，抢走了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当她去哨所要书时，却被王策等人绑架到拘留所，后又被判三年劳教送往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其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干？因为对法轮功越狠，他们升官越快。
在臭名远扬的马三家劳教所，刘文芝遭到了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体罚、虐待、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劳教所为了让刘文芝放弃信仰，竟想出毒招、损招，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致使大小便都弄在裤子里。警察们怕闻到臭味，又把刘文芝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捆上手脚，甚至威胁她要扒光衣服照像。仅仅二十三天，淳朴的刘文芝就被折磨的精神失常，身体垮下来了。教养院不担责任，只通知当地公安王策等人立刻把人接走就了事了。王策身为所长，见这里没有任何油水可捞，坐视不管。直到几天后，教养院几经周折才和刘的家人取得联系，要求家里立刻去接人，要连夜去，刻不容缓。当家人连夜赶到马三家劳教所时，刘文芝已经脱像了，奄奄一息，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可是教养院的大队长王某和副队长董某却还要勒索五百元钱才放人，他们打的白条上写着：
挂号费：三元
车费：一百五十元
检查费：一百九十八元
灌食费：一百三十四元
包米面粥：十二元
计：四百九十七元
刘文芝精神失常了，不知道穿衣服，大小便不知道背着人，随时随地拉在炕上、屋里、院里，吃屎、喝尿，谁不让吃就打谁，吐的别人一脸屎尿。白天晚上到处走。即使这样，当地的中共干部们仍没放过她，龙港区、北港镇、哨所的“六一零”、地方官员及警察多次骚扰、恐吓，还要给一个疯人办“洗脑班”。仅刘文芝这次被关押和两次治疗精神病就花了一万多元，使本来就贫穷的家更加雪上加霜。
如今，刘文芝不但精神失常了还落下了一身病：腰痛不敢伸直、腿痛走路困难，手脚麻木、经常摔跟头，一天无数次上厕所。法轮功把一个满身疾病的人变成了健康的好人；中共干部们把一个好人变成满身疾病的精神病人。这就是他们的政绩。
国民党的官兵曾被中共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个石洪阁给家乡带来的是平安、幸福，而那些自称为“人民勤务员”的中共干部们，在几十年中给家乡人带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灾难，一场运动一场灾难，运动不断灾难不止。
石洪阁是一面镜子，他照出了中共专制下的官员们鱼肉乡里的卑鄙嘴脸，家乡人怀念石洪阁先生。
石洪阁先生于一九五零年只身去香港定居，一九七九年以后家人才得以去香港看望他，他本人始终未回家乡（也许是他心太凉了吧）。妻子吴玉芝女士在饱受磨难之后，于二零零四年在家乡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当年被石洪阁救过的姑娘高邱氏于几年前在锦州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石洪阁的后人虽然有“华侨眷属”的美称，却仍然生活在贫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