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澳洲召开(组图)

倍受关注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于11月25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Mercure酒店开幕，同时通过网络会场向全球开通。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香港、台湾各地的近50名自由知识分子参加，共收到学术论文25篇，计50万字。另有21名中国大陆作家因中共阻挠无法赴会。

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首席委员袁红冰在开幕辞中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达”。自由是艰难而神圣的事业，最令人心神黯然的艰难，>并非来自中共铁牢的凶残，而是来自中国民族人格的堕落。“我们是在一个应承受天谴，而不配得到高贵文化精神救赎的堕落时代，召唤属于自由文化的命运”，“最终的心灵决战，将在自由文化精神和堕落的民族人格状态之间展开。”开幕辞之后，大会宣读了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 麦克米兰－斯考特及达赖喇嘛发来的贺信。

袁红冰表示，截至大会开幕为止，共有300余人签名支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其中208人来自中国大陆，此种情况令人深受鼓舞。支持者名单已在自由圣火网站公布。

悉尼作家陶洛诵代表东道主欢迎了来自全球的作家、学者。

第一位发言的是已故著名异议人士王若望先生的遗孀羊子女士。羊子说，下个月是王若望先生逝世五周年，在这样的时刻来到墨尔本参加大会让她感慨不已。王若望一生坚持打倒共产党的立场，以推翻共产党一党独裁为目的参加民运，组建民主党，为了中国的自由，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前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盖思德（Roger Garside）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墙与新诗运动》的演讲，记叙了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亲历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感受。他说，诗人黄翔贴在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广场的组诗，像惊雷般在毛泽东的腐尸上空炸响，宣判“暴君死了 ”。对于他，这是一个全新的时刻，他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盖思德的演讲中夹杂着黄翔充满激情的朗诵，引来阵阵掌声。

来自德国的学者仲维光向大会提交了五万余字的论文《自由文化运动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

仲维光在论文的开篇写道：“最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最近十几年法轮功的出现和发展，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如何评价时下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政治问题的争论，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有关文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如此严重地关切。所以我认为，这也是袁红冰先生发起这个自由文化运动大会，并且能够得到很多知识分子响应的原因。”仲维光还说：“对于极权主义文化的抵制和反对在中国出现并且形成规模，令人惊异地不是在中国的知识界，而是由一个信仰群体，法轮功学员们发动的。法轮功学员在九评中突出提出党文化的问题，使得党文化百年来第一次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关注的重要题目。这个党文化就是当代极权主义文化。激促使我们寻找反省自己的钥匙。自由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努力。”

袁红冰表示，仲维光论文中深厚的精神价值和理论建树让他感到非常欣喜。论文鲜明地提出了当代极权主义的两个阶段的划分，即“教条的极权主义和充满机会主义的、无信仰的、实用主义的极权主义”阶段，这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实质上仍是极权主义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阶段的表现。
仲维光表示，在全球化的时代，极权主义的存在，在环境和道德问题上，如同曾在中国产生的萨斯和禽流感一样，将威胁到世界每个角落的民众。“千年纵过，共产党罪孽难消！对于今天的自由文化运动，亡羊补牢，只望为时未晚！”

下午的大会时间里，点爆民主墙运动的诗人黄翔作了题为《民主墙与中国新诗运动》的演讲，向与会者分享了他在中共四十七年的封杀中，不懈地追求自由和对黑暗的反叛及超越的历程。他说：“‘民主墙’绝不是一道烟雾迷濛、含混不清的‘墙’，也绝不是一道‘艺术’地与一个血腥和罪行累累的社会互为默契，协同其转移社会视向、遮蔽其扼杀人类自由精神的残暴面目和本质的一道‘墙’。在一个正常社会，思想、文化、艺术应有平等和公正的平台，彼此有多元纷呈和共同存在的权利。但一种萎缩、病弱并且能为专制者所利用的文化现象，却绝不意味着对专制的‘叛逆’，而只能是‘寄生’性质，并且趋向于务实和功利，无论其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是‘艺术’的还是‘美学’的。它也绝非‘民主墙时代’作为一场‘自由精神运动’的诗歌的主体精神的象征！”

独立中文笔会及《倾向》杂志主要创办人、诗人贝岭宣读了论文《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论述了中国地下文学的历史、现状及地下诗人、作家的文学成就，并比较了中国的地下文学与前苏联及东欧流亡作者之作品。贝岭还强调，地下刊物、民间刊物的创办，是一种良性的“实体”，他希望文化界、文学界各路人士，都能多做一些良性的“实体”性贡献，少做一些“虚无”的、非良
性的猜测。

来自加拿大的郭国汀律师宣读了不能到会的大陆文学评论家周冰心的论文《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与当代中国文学》。

周冰心表示，海外流亡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使得进入普遍消费犬儒社会的中国大陆还有一丝真骨气在海外支撑着中国的良心和真相”，但流亡知识分子“迎来了自由表述的天空，却失去了故土的干涸大地”。他尖锐地批评了当代“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帖、反文学性‘肆虐 ’”的“消费文学”，“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

他表示，只有“挣脱掉‘意识形态’大手的镣铐与监视，向着独立不移人格、不从精神、拒绝顺从、自由主义思考的方向前进，才可以洞悉到深幽、真实、苦难、坚韧的‘真相中国’。”悉尼自由思想者、法学教师袁铁明宣读了不能赴会的焦国标教授的论文《极权中国的意识形态洁癖》。

大会议程共五天，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徐文立、郭国汀、胡志伟、陈泱潮、梁国雄、费良勇、傅正明、谢田、曾建元、夏祷、彭小明等人将进行公众演讲，另外还将宣读张嘉谚、安乐业、蒋品超、烈雷等人的论文。

悉尼作家陶洛诵表示，无论是参与这次大会的人员，还是大会论文的份量，都让她感到非常震撼。她相信此次大会必将写下中国自由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