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传书
徐文立：
从看守所之后，到我1993年的5月26号被假释出来，这段时间完全是单独关。所以在这个初期的时候，我就利用了这个这样的环境的话呢，写了一个自传体的申辩，就把我的人生历程，心路历程写下来。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呢？因为我一个人被关押，我除了看书看报以外，以记笔记的方式呀再写点什幺东西，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并不太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是什么呢，当时的规定只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大队的一个干事和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警察，监狱里头一种称呼叫做指导员，但他资历很好，他看过很多战犯呀，什么要犯呀他都看过。他，应该说对我还是比较厚道的。他经历过很多的被关押的这样一些要犯，这要犯呢有的时候很难讲，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或者形势上的变化，他可能今天是阶下囚，明天可能就座上客。所以他经历比较多，而且他为人说老实话也是比较善良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我就自己的话背着他们就开始写这本书，这本书写了前后大概是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刚才说了有两个警察可以来在监视的这个孔上看我，一般他也不进来。他们也不找我谈话，也知道这种人找我谈话也没什么用。每那些“杂务”的话，规定也不可以进我的屋，只能在了望孔看我在做什么，然后作记录，每天给你作起居住，天天写，天天，什幺时刻，后来呢搞到我都看见过他们写的那个东西，就老一套，今天看北京日报，今天看人民日报，这会看书，那会整理他的被子。这些人呢除了给你打饭、打水，另外的吓这个周围环境负责打扫卫生，除了，其它以外就是监视你，但是呢，我呢，是采取不但不把警察看作自己的敌人，也不把他们看作敌人。尽可能跟他们交朋友，最后来个相互之间处的关系，我尽量使自己周边的环境不怎幺恶化。或者软化他们立场，我改变不了他，对他，但是我不让他跟我虎视眈眈的，我也不跟他虎视眈眈的。这样子的话呢，就便于我能够写我的东西，他可能更加不警惕。一直到84年吧差不多都完成了，除了写了一稿二稿，还最后抄成了，在我一个笔记本上抄一个非常完整很认真的，很仔细的一个稿子。这个我就不会再细谈，就是说用一种特殊的手段带到了外面，在美国发表。
“中国之春”1986年发表徐文立的狱中书
王炳章先生当时主持了“中国之春”，而且王炳章先生写了一个非常热情洋溢的一个前言介绍了这个。当然啦，这本书从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不够激烈，不够尖锐。因为我是在监狱当中写的。我要随时考虑到可能当时就被，写的过程中就被抄走了，或者带出的过程当中被抄走了，所以，而且我人还在监狱当中，是嘛，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这样子一个东西对我的损伤也非常大，那他们是不能饶恕的，因为你在监狱里写出的东西在美国发表，那还了得。这一下子把我投到了这个反省号里去了。住过监狱的人都不可相信，在反省号可以让你呆五年，他们认为反省号是按规定无论如何十几天就应该出来了。我在那个3平米的房子里头，有这么两平米是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是一平米大概可以在这里踱步的地方，然后就是铁闸栏门，然后是木门，但是呢他永远不关这个木门，总是铁闸栏门外头坐一个“杂务”在外头看着我。那时候他们不惜重金那时侯基本没有什么监视器呀，连全世界可能监视器都很少，85年的时候，他们特意在我那个房间从日本进口一个监视器放在那个地方，一方面监视我，你不是写书吗，我看你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对吗？所以从此以后一直到我第二次住监狱，基本上不给我笔，也不给我纸。我有十几年的时间，没有笔和没有纸，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是很痛苦的事情。将近5年时间，我的妻子不能接见，不知道我的任何消息，但是呢，我夫人也是个很顽强的女士，她用种种的方法来传递她对我的这个关心和爱，那么你不让我接见，不让我捎东西，我就硬性的用邮寄的方法给我寄东西，开始他们是警告她不可以，怎幺样，但是呢，就反复寄，所以搞得他们也没有办法，最后的话呢，通过寄东西的话呢，我还可以得到一点但是量很少的一种营养品，最主要的我知道我夫人的这种关怀。
五年的惆怅
贺信彤：
后来，我丈夫写了一本书，在监狱里，这本书传出来以后，大概有五年时间，我就又不能见他了。然后我女儿做手术，也是那个时候，不能见徐文立，而这时候我孩子，就是晶晶的腿有点病，需要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做手术。那个时候是最难的，那个孩子做手术是…她的血型是AB型的，业型比较特殊。再有一个呢手术难度比较大，要做这个，她是有条腿有点短所以要做那个肢体延长手术，那个没有什么先例，要用一个进口的一个器械，然后医生跟我说了好多，就是有很多危险，有很多后遗症。那这些事我都应该跟徐文立商量，但是那个时候又不让见，所以我就…那个医生也老是说那个手术有危险必须父母双方签字才行。后来我说她爸爸没在，出差了，他说那出差到哪里也应该有个对孩子手术他也应该来管呀！我说没办法，我跟医生说他被关了，因为政治问题。那医生听了以后就说，那我让孩子出院吧，你带孩子去吧，去监狱里跟他谈说说这个事，一个是医院有这个要求，再一个你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见他一下。我跟他说已经好长时间不见了。所以晶晶就特别高兴，晶晶我女儿都认为这种时候在她生死悠关的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让她见面。所以我们就跑到监狱去了。然后那个监狱负责人出来了就说，不可以见，因为徐文立违反这个监规了。我就说，孩子手术任何时候他也是个父亲应该对孩子的生命负责任，他说不行。然后晶晶就走过去了，那时候她长挺小的，拉着那警察的袖子就说伯伯，你让我见我爸爸吧，我上手术台说不定就要死啦。然后那个警察就说，你不能见，为什幺不能见，你去问你妈去。
这个期间最让我们为难的是我的女儿正要作手术，手术，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的，都有可能会在手术的过程中出事情，所以从孩子的内心也确实这幺长时间没有看过父亲，惦念父亲，另外，小孩子她也知道，哎哟，我要在手术台上死了的话，我就见不到爸爸了，所以她就一定要要求来见我，但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些事情上无论如何不让你们见，当然这既是逼你屈服，也是逼我亲属屈服，后来/算勉强的同意在我孩子的手术方案上给传递了一些信息，就是说我提出一些看法意见。
所以那个事儿，哎呀，真是让我觉得真是特别没人性，而且我那天特无奈。等到孩子推进了手术室以后，我就一直站在外头一直哭，我就觉得真是好象就是特别无助，特别无奈。然后我觉得是那么残暴的中共政权 硬要将人整到无奈、无助孤独，孩子那么无辜。那会的委屈特别大。后来手术终于成功了。后来…还…那个，我那个时侯好象有一天中午才允许我和徐文立通一下信，他们骑着自行车来回送信。然后徐文立又觉得手术有危险就不做了，因为也没什幺特别的也不特别需要的那个太大那个毛病。但是晶晶我为了让孩子像正常孩子那样不愿意让她将来比如说脊椎有点歪呀，或者是出些情况，所以我还是愿意让她做，所以当时我就特别为难。还好这次手术特别成功，反正孩子为那个事，大概受了一年半的这个痛苦，休学，她那个手术不能一次完成，所以要反复的做。
徐文立：
对于监狱的方面，特别是直接所谓管我的，看管我的这些警察，非常怕你把事情说出来，因为他担负着直接责任，而且整个监狱方面也不大喜欢你说出来，因为上面不干，因为这个事情是在美国发表的，他们都看到了，是上面要追查，一定要追查徐文立的东西怎么出去的，可是底下的他不愿意太搞清楚，你问我这个书是怎么出去的，我就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我都不理睬你，跟共产党有什幺道理可讲呢？！他想治你罪就是何患无词的一种做法。根本你不需要跟他讲道理，像这种事情更不要跟他去讲，就告诉他，跟你们的警察没有关系，跟那些个“杂务“没有关系，至于怎么搞出去的，我不需要告诉你，最后他没办法了。我说啊，我看你们也疲了，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一定会把东西搞出去，但是一定不是这个方法，如果我说出来，你们也认可是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那你以后别问，我今天可以明告诉你，我不是用那个方法。是一定会有办法的，他说，那你说说，不可能，不是人给你带出去，是鸟给你叼出去的？！是你自己弄出去的？不可能的。那好那时候可以送点东西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两个月可以接见一次，有些东西可以送，有些用塑料瓶，我说我有这个塑料瓶，我把写好的稿放在塑料瓶里然后把它封死，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扔到里头，它掉不掉下去？进不进化粪池，化粪池后会不会逃走？是不是呀，它一定要逃走，逃走之后它是不是一定送到监狱外头去了，你别说去那儿，它出去了没有？你们是说它不可能出大墙，我这个方法是一定能出大墙，他们真没话说了，没话可说了，你徐文立说的这个方法肯定是，确实那个，算，算，算，都别问了。
后来因为时间拖的很长了，拖了这么长快5年了，后来就变了，放风的时间也不大控制了。反正我放风是在那 20平米当中，没有这个之前，我就在这一平米当中踱步，我想呢，你们，他们不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吗？！我来回也能踱两步，是嘛，我这样也能走出你二万五千里来，我就在这地方踱步。
徐文立素描的单身牢房
出国
贺信彤：
我知道，这个政治上有了这种难堪以后，对一个孩子成长过程有多难，直到我孩子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叔伯哥哥在教育局，他告诉我，他说小肜你争取让晶晶出国吧！他说我看到一个内部文件，他说爷爷、奶奶是反革命不会影响孩子啦，但是父母是的话，孩子一定上不到大学。我说反正是靠成绩让他学习好一点吧，后来我那哥哥跟我说，他培养你你分数不够你不知道为什幺，反正你就因分数不够考不上，但实际原因是因为他爸爸是这个问题。这使我用一切办法争取让她出国，让她离开这个环境，让她受到好的教育，不受那影响。所以在家里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到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就离开中国，出国了。现在中国大陆好多人都希望给孩子望子成龙出国。而我的孩子出国很大成分是逃避这灾难，让她受到一个正常的教育而不受歧视。但是我的孩子出国以后呢，更多人是对我的担忧和对她爸爸的担忧。
一线光亮
徐文立：
以后的话，因为出现了89，89之后，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情况就了解的比较多一些了。以前的话呢，真是不大能够看见外界对我们的关注，我的夫人觉得整个家庭的人都进入了完全看不见光线的黑隧道里不知道尽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的丈夫能不能够出得来，可是从89之后，外界才有关注，所以我为什幺这一次到湾区，有了时间我一定要去硅谷去感谢张昭富呀等等这样一些先生们。他们是留学生，他们在这里已经学有所成，但是他们关心着祖国，关心着祖国的这个受迫害的人士。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了向国内寄这个贺卡，这个对于海外的人寄个贺卡觉得好象并不算什幺，可是对于在隧道里头看不到尽头的我的家庭来说真是一线希望，一线光亮。
这个5年的结束，当然跟89民运是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同时的话呢跟国外舆论的关注也是有关系，在他当时的司法部长蔡诚，一次记者招待会，一个记者，香港记者就问他，据我们知道徐文立有将近五年时间没有亲属见面，接见，这个好象不符合你们中国的法律。蔡诚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这个不是事实，这纯粹是谎言，我们不可能不让徐文立接见，我们对徐文立一贯是很照顾的。甚至不是说一个月见一次，甚至一个月可以见两次。哈，我们将近五年没有见面他居然可以说出这种话。所以我的夫人就公开的发表声明，向媒体，向国外的一些媒体宣布，这纯粹是撒谎，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将近有五年没有见面。这个，所以很多的采访都来了，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有可能蔡诚这个观念上就是说徐文立可能是要犯，我们对他可能要比较关照，因为监狱里头确实有规定，有些犯人是可以一个月见两次，有这个规定，所以他就为了抵挡随口这么说了。有可能的话这完全是撒谎。但不管怎么样，这次确实是很大的触动，以致于他们就很快地就恢复了我的接见。
如同隔世
贺信彤：
到了1989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1989年的学生运动了。然后，这时候也特别奇怪，这时候记者就特别的对这些政治问题就更敏感，然后好多人就提到了徐文立的问题。后来我们就在89年的5月1号见了一次。当时晶晶手术还没有，石膏还未长掉，还御着拐，然后就去，这边是受伤的孩子，手术后的孩子，那边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徐文立，徐文立头发全白了，然后脸色煞白煞白的，然后那个人就好象是虚的浮肿的那样子。然后那天见的时候他们就是人特别多，有录音的录像的，什么的，我那次见完以后，我就觉得我特别的哎哟！怎么才五年呀，这一下子人就老成这样子了，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了，反正我看见徐文立就特别伤心。
徐文立：
女儿那天是拄着拐棍来的，别人背着来的，他们完全看到了一个不是五年前的徐文立了，已经是白发苍苍，这个人也很消瘦，这个整个状态… 因为那个时候尽管你再乐观，你在一个人关押的环境当中难免有的时候会… 以致于最严重的情况就是你想一个什么事情，你会收不回来，很简单的事情比如你想喝水，你就会想，想喝水，想喝水… 就会顺着这个思路就滑下去，不会说转换一下。 我拿水喝吧，只会就是想着去喝水，不会想到去拿水喝。或者想一个什么事情就顺着这个思路一直想下去，自己收不回来，人的思维是应该是能够想，又能够不想，这样是一个正常的，如果只想一件事情，那完了，直线下去了，就像个滑梯似的滑下去了，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的一种前奏。
1993年的话呢是中国当时的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他想改善国际上的形象。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当时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国会通过了议案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政府在他竞选总统的期间也有过这个承诺，说我上台之后一定要最惠国待遇给予不给予触动中国的人权进步，当然他上台之后他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化，他要否决国会议案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某种承诺。不给予中国最惠待遇的话呢，中国的商品进口是百分之四十的关税，给予的话呢是百分之八以下，那么相差额是百分之三十二。当时的贸易往来已经有几百亿之多，那么这百分之三十二数量是很大。所以他们出于经济上的利益上的考虑，就相继释放了我、王希哲、魏京生、王丹、王军涛。当时被外界所关注的这几个政治犯都相继被释放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