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09 02:06:58作者：陈道军
文章摘要: 引人注目的是，矮小、瘦弱的他痛哭流涕地端着一个十二、三岁的英俊少年的遗像。带黑框的遗像下面有毛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儿子冤死”。显然，这位头发早白，一身补疤衣服的父亲，因没能领到向检察官申诉的号牌而哀哭不已。
2000年5月的一天，为给被地方官员诬陷入狱的姑夫申冤，还是四川日报编辑的我，再一次同幺舅、表弟奔走在匆满心酸，甚至恐惧不安的上访路上。
天刚蒙蒙亮，还有两个小时才会上班。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大门口已被四面八方赶来，风尘仆仆而又焦虑不安的上访者排起了一条长龙。性急的幺舅大声长叹：“哎呀，我们还是来晚了！”为了上访申冤，幺舅表弟丢下即将成熟的庄稼，远离家乡亲人，已在成都我租用的小屋住下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来，幺舅表弟同我一样，不停地找公检法，四处找熟人的熟人哀告、申诉。无论省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官员如何批示，公检法的专家门也认为姑父的案件荒唐可笑。可是，姑父却仍然身陷大牢。那些肆意抢劫他的财产的区乡官员们仍然高高在上，风风光光。
“45号！”上午10时许，霸气、不赖烦而略嫌疲惫的声音从检察院接待室那方小得可怜的窗口传来。看来，我们今天又无法当面向检察官申诉了。据说，这45个按规定排列领取了号牌的上访者，每人也只有几分钟的申诉时间。超过时间，接访的检察官便不再理你。否则，作为上访者的你会遭到检察官严厉的训斥，甚至更为严厉的惩罚。
就在这时，一阵压低的、揪心的男子的哭声，越过黑压压的人群传到耳中。回头一看，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无力地靠在检察院大门外的围墙上。他的旁边是两个面无表情的站岗的警察。引人注目的是，矮小、瘦弱的他痛哭流涕地端着一个十二、三岁的英俊少年的遗像。带黑框的遗像下面有毛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儿子冤死”。显然，这位头发早白，一身补疤衣服的父亲，因没能领到向检察官申诉的号牌而哀哭不已。
“他们凭啥打死我的娃娃呢？凶手为啥抓了又放了呢？为啥不准我上访呢？村里的支书为啥和市上的书记都是熟人呢？……”川东口音，端着儿子遗像的父亲不停地，像祥林嫂一般喃喃自语。看着他脚下那双沾满黄泥，露出趾头的胶鞋，为给儿子申冤，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我不知道他走了多少路，历经了多少艰难心酸。
我上前试着安慰他。哪知道，面对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我，这位端着儿子遗像的父亲突然紧张、害怕起来。他慌忙将儿子的遗像翻面紧紧抱在自己的胸前，像一个见不得人的罪人似的，恐惧地低下过早花白的头。此情此景，我的嘴巴艰难得说不出一句话。看来，凶手强大的关系网已使这位告状的父亲误会提着公文包的我了。哎，他哪里知道，手提公文包，省报编辑的我，如今同是上访者哪。
我刚转过身，准备直接到检察院找一位熟人帮忙，便听到一位上访大娘惊奇的声音：“这个人怎么跑了呢？”寻着声音，人们看见抱着儿子遗像的中年男子，突然发疯般朝大街上人口密集的地方奔跑。很快，他那花白的头像一滴水消失在茫茫人海，瞬间无影无踪。难堪而又内疚的我久久地呆在原地。
不久，人群一阵骚动。原来有外宾和领导的车队即将从附近经过。警察、保安开始驱散上访的人们。一切恢复原状之时，那个端着儿子的遗像，到省城告状的父亲，也不知道逃想何方。时间过去6年多了，想起那位可怜的父亲，我的心还匆满了牵挂、痛！
2000年5月的一天，为给被地方官员诬陷入狱的姑夫申冤，还是四川日报编辑的我，再一次同幺舅、表弟奔走在匆满心酸，甚至恐惧不安的上访路上。
天刚蒙蒙亮，还有两个小时才会上班。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大门口已被四面八方赶来，风尘仆仆而又焦虑不安的上访者排起了一条长龙。性急的幺舅大声长叹：“哎呀，我们还是来晚了！”为了上访申冤，幺舅表弟丢下即将成熟的庄稼，远离家乡亲人，已在成都我租用的小屋住下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来，幺舅表弟同我一样，不停地找公检法，四处找熟人的熟人哀告、申诉。无论省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官员如何批示，公检法的专家门也认为姑父的案件荒唐可笑。可是，姑父却仍然身陷大牢。那些肆意抢劫他的财产的区乡官员们仍然高高在上，风风光光。
“45号！”上午10时许，霸气、不赖烦而略嫌疲惫的声音从检察院接待室那方小得可怜的窗口传来。看来，我们今天又无法当面向检察官申诉了。据说，这45个按规定排列领取了号牌的上访者，每人也只有几分钟的申诉时间。超过时间，接访的检察官便不再理你。否则，作为上访者的你会遭到检察官严厉的训斥，甚至更为严厉的惩罚。
就在这时，一阵压低的、揪心的男子的哭声，越过黑压压的人群传到耳中。回头一看，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无力地靠在检察院大门外的围墙上。他的旁边是两个面无表情的站岗的警察。引人注目的是，矮小、瘦弱的他痛哭流涕地端着一个十二、三岁的英俊少年的遗像。带黑框的遗像下面有毛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儿子冤死”。显然，这位头发早白，一身补疤衣服的父亲，因没能领到向检察官申诉的号牌而哀哭不已。
“他们凭啥打死我的娃娃呢？凶手为啥抓了又放了呢？为啥不准我上访呢？村里的支书为啥和市上的书记都是熟人呢？……”川东口音，端着儿子遗像的父亲不停地，像祥林嫂一般喃喃自语。看着他脚下那双沾满黄泥，露出趾头的胶鞋，为给儿子申冤，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我不知道他走了多少路，历经了多少艰难心酸。
我上前试着安慰他。哪知道，面对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我，这位端着儿子遗像的父亲突然紧张、害怕起来。他慌忙将儿子的遗像翻面紧紧抱在自己的胸前，像一个见不得人的罪人似的，恐惧地低下过早花白的头。此情此景，我的嘴巴艰难得说不出一句话。看来，凶手强大的关系网已使这位告状的父亲误会提着公文包的我了。哎，他哪里知道，手提公文包，省报编辑的我，如今同是上访者哪。
我刚转过身，准备直接到检察院找一位熟人帮忙，便听到一位上访大娘惊奇的声音：“这个人怎么跑了呢？”寻着声音，人们看见抱着儿子遗像的中年男子，突然发疯般朝大街上人口密集的地方奔跑。很快，他那花白的头像一滴水消失在茫茫人海，瞬间无影无踪。难堪而又内疚的我久久地呆在原地。
不久，人群一阵骚动。原来有外宾和领导的车队即将从附近经过。警察、保安开始驱散上访的人们。一切恢复原状之时，那个端着儿子的遗像，到省城告状的父亲，也不知道逃想何方。时间过去6年多了，想起那位可怜的父亲，我的心还匆满了牵挂、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