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09 01:08:32作者：
才刚贿赂完核心大臣接受了伪装的“招安”，遂其所愿、志得意满的方国珍在摆脱了刘基眼中钉后，便趁此大好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隔年他联合了各地农民军，海陆两处起义又叛，而且声势愈来愈大。浙江行省眼见情况演变到不可收拾，在无奈跟侥幸的心理下，又想要对一直看押在绍兴的刘基再度起用，重施他们元人对伯温总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故技，朝廷此时宣布对伯温起用复职，恢复了他的自由之身，而心灰意冷的刘基好不容易能离开绍兴，看透世情的他并没有照元朝希望的再度走马上任当“救火队”去，而是认清事实的带着家眷避乱越城，乡居耕读，暂时遁隐去了。
此后一年期间，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几乎遍布全国，再隔年整个江南局面动荡不已，处州(今浙江丽水周边，刘基故里青田县也位在处州)山寇乱起，四十六岁的刘基眼见贼寇(所谓义军)行径嚣张，乡亲百姓流离失所，为了安家安邦，恢复地方，身处如此危殆局面，深爱家园的他一腔热忱还是按捺不下，他再度应聘出仕了，仍然是不计前嫌的再度忘身剿寇，……经过刘基一年多的亲身督战，剿抚互用，果然绥靖了地方。
因伯温戡乱有功，被江浙行省“提拔”为官居五品的“行省郎中”，……可叹就在上报朝廷后，刘基却因朝中方国珍的佞党从中作梗(这时方国珍还没死，他始终认为刘基是自己要成就王业的“克星”)，不但莫明其妙的被连番降级还被消去兵权，什么五品的“行省郎中”却换来了七品的“总管府判官”，不但武官变成文官，有兵权的长官变成拿算盘的小科长，一纸调包的委任状发还，意思是要刘基不准再去剿抚了，只要去管一些总管府里无关痛痒的琐碎事务就行了。
无法对元末乱象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是伯温对短视近利的元朝一再应聘出仕的主因，也因为刘基根深蒂固的儒家君臣思想，他在满目疮痍的时代仍然想经世济民，开创太平。……经过这么多的风雨，面临了多少回夙夜匪懈的零星征战，愤恚失望的刘基此时只好将元世祖的绘像置于桌案上，……他北向而拜的说：“臣不敢辜负世祖皇帝，但实在是因为臣欲进而无阶，欲退而无路，报国无门，对此无可救药了……。”
历经了混乱时代与坎坷考验，时年四十八岁的刘基，年近半百终于做出了这无比沉痛的决定，他在北拜元世祖之后，向他一直衷心致志，欲报效朝廷的对象在心底做了此生最清楚的切割；追昔抚今，他椎心感慨，也体认到改朝换代之不可免，天意之不可违，大环境的走势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振衰起敝的，……他终于体认到元朝的覆亡将犹如摧枯拉朽般的事实了。
欲以大德戡大乱
寄寓文学表丹心
时值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刘基第三次辞官回家，归隐故乡。但这位转换了人生跑道，具有奇才韬略的人物并没有失志，他本就是个满腹经纶、胸罗万机、才气横溢的名士，所以在无法替生民立命之后，他自然选择了至少能为往圣继绝学的教育与文化一途，要用他的笔刀砚城，真正为能实践万世太平的淑世理念阐述留后。
《明史》说他的文章“气昌而奇”，就像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言＞一样，他以通俗的故事情节抨击了那些“国之蠹虫”，指陈满朝文武官员个个身居庙堂，夸骑大马，却都是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个个都是些欺世罔俗、以睐势位的丑恶之徒罢了。
国事日非、四方动乱，在这豪杰割据、元朝政权逐渐走向全面崩溃的时刻，刘基一方面为抗暴贼自行训练了一支能守卫故乡的部队，一方面他静静的隐居在一方斗室之中埋头著书立言，他以乡野匹夫都看的懂的寓言方式来痛陈时弊，批判暴政，就是期望能以此方法来唤醒民智，进而建立未来能恢复更新的社会秩序。
当时他以笔为剑，以侠心做砚，就这样写下了一部后世评价非常高的重要文学经典《郁离子》，这部书的面世，可以说是完成了一部在中国寓言史上难得一见的精品！这本书不但生动、洗练、故事性高，也展示出刘基他富于民本主义的民权价值观，以及为解决种种社会矛盾所作的设计与规划。
感时忧国崩离析
当然刘基的天份太高，他的古诗(特别是五古)成就突出，他的散文风格古朴浑厚，而在散文上的地位，人们也把他和当时的一代文宗宋濂并列，以这样的人才来说，如若一生专心于文学的范畴，刘基必然将成就不朽巨擘；但在这位开拓型的作家创造了高度文学价值的背后，其实他真正的身分是一个以抱负为盾，以理想作剑，期待实践变革的政治战略者！……在浮生若梦中，眼看他从一个单纯的“卫元”勇士，无比艰辛且跌撞的行经这个时代，到最后在他的后期著述中，除了依旧阐释其恳切的道德观点和修身立命之道外，我们发现他已然成为一股以笔锋支持“新生”的“反元”力量了。
就在撰写《郁离子》之际，官民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各地起义一触即发的局势越燃越炽；北方红巾军(泛指在弥勒白莲教的煽动下起事的农民武装部队，教徒以红巾包裹头部做为记号)几乎是处于巅峰状态的挥师三路北伐，甚至直逼元大都(今北京)而来……而控制了小明王(红巾军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韩林儿)的刘福通率部众攻占了汴梁(今河南开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则在长江中游盘据；而活跃于江淮之间的朱元璋也已建立了以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另一支红巾军根据地；张士诚正割据着长江三角洲、方国珍正割据着浙江沿海，而元朝的统治则已经完全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了！
对红军之四处征战、杀人盈野，伯温并无好感，他觉得这批借言“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而起义抗元的乌合之众不过是群没有品格跟纪律的盗贼吧，可叹的是朝廷的官军又更残暴于此！无论是哪一方，都让刘基看不到对未来的希望……其实此时的他早已身处于改朝换代的巨大风暴之中了，……青田故里，乃至整个中原，全因争战关系伤亡枕藉，他除了著书立说以集乡练乡勇以求自保，防备着浙江最近的势力方国珍进犯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但这大时代的命运根本就由不得他以文人评论之姿置身事外，即能从中轻易脱身的。
刘基此生使命的真相即将显现，那等待他去旋转乾坤的时机即将到来，……而目前暂处黑暗中的时刻，伯温只得以此诗表达他对这时局沉重的喟叹∶
《次韵和孟伯真感兴》
“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于蚁，无奈官军暴似狼。”
（待续）
此后一年期间，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几乎遍布全国，再隔年整个江南局面动荡不已，处州(今浙江丽水周边，刘基故里青田县也位在处州)山寇乱起，四十六岁的刘基眼见贼寇(所谓义军)行径嚣张，乡亲百姓流离失所，为了安家安邦，恢复地方，身处如此危殆局面，深爱家园的他一腔热忱还是按捺不下，他再度应聘出仕了，仍然是不计前嫌的再度忘身剿寇，……经过刘基一年多的亲身督战，剿抚互用，果然绥靖了地方。
因伯温戡乱有功，被江浙行省“提拔”为官居五品的“行省郎中”，……可叹就在上报朝廷后，刘基却因朝中方国珍的佞党从中作梗(这时方国珍还没死，他始终认为刘基是自己要成就王业的“克星”)，不但莫明其妙的被连番降级还被消去兵权，什么五品的“行省郎中”却换来了七品的“总管府判官”，不但武官变成文官，有兵权的长官变成拿算盘的小科长，一纸调包的委任状发还，意思是要刘基不准再去剿抚了，只要去管一些总管府里无关痛痒的琐碎事务就行了。
无法对元末乱象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是伯温对短视近利的元朝一再应聘出仕的主因，也因为刘基根深蒂固的儒家君臣思想，他在满目疮痍的时代仍然想经世济民，开创太平。……经过这么多的风雨，面临了多少回夙夜匪懈的零星征战，愤恚失望的刘基此时只好将元世祖的绘像置于桌案上，……他北向而拜的说：“臣不敢辜负世祖皇帝，但实在是因为臣欲进而无阶，欲退而无路，报国无门，对此无可救药了……。”
历经了混乱时代与坎坷考验，时年四十八岁的刘基，年近半百终于做出了这无比沉痛的决定，他在北拜元世祖之后，向他一直衷心致志，欲报效朝廷的对象在心底做了此生最清楚的切割；追昔抚今，他椎心感慨，也体认到改朝换代之不可免，天意之不可违，大环境的走势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振衰起敝的，……他终于体认到元朝的覆亡将犹如摧枯拉朽般的事实了。
欲以大德戡大乱
寄寓文学表丹心
时值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刘基第三次辞官回家，归隐故乡。但这位转换了人生跑道，具有奇才韬略的人物并没有失志，他本就是个满腹经纶、胸罗万机、才气横溢的名士，所以在无法替生民立命之后，他自然选择了至少能为往圣继绝学的教育与文化一途，要用他的笔刀砚城，真正为能实践万世太平的淑世理念阐述留后。
《明史》说他的文章“气昌而奇”，就像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言＞一样，他以通俗的故事情节抨击了那些“国之蠹虫”，指陈满朝文武官员个个身居庙堂，夸骑大马，却都是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个个都是些欺世罔俗、以睐势位的丑恶之徒罢了。
国事日非、四方动乱，在这豪杰割据、元朝政权逐渐走向全面崩溃的时刻，刘基一方面为抗暴贼自行训练了一支能守卫故乡的部队，一方面他静静的隐居在一方斗室之中埋头著书立言，他以乡野匹夫都看的懂的寓言方式来痛陈时弊，批判暴政，就是期望能以此方法来唤醒民智，进而建立未来能恢复更新的社会秩序。
当时他以笔为剑，以侠心做砚，就这样写下了一部后世评价非常高的重要文学经典《郁离子》，这部书的面世，可以说是完成了一部在中国寓言史上难得一见的精品！这本书不但生动、洗练、故事性高，也展示出刘基他富于民本主义的民权价值观，以及为解决种种社会矛盾所作的设计与规划。
感时忧国崩离析
当然刘基的天份太高，他的古诗(特别是五古)成就突出，他的散文风格古朴浑厚，而在散文上的地位，人们也把他和当时的一代文宗宋濂并列，以这样的人才来说，如若一生专心于文学的范畴，刘基必然将成就不朽巨擘；但在这位开拓型的作家创造了高度文学价值的背后，其实他真正的身分是一个以抱负为盾，以理想作剑，期待实践变革的政治战略者！……在浮生若梦中，眼看他从一个单纯的“卫元”勇士，无比艰辛且跌撞的行经这个时代，到最后在他的后期著述中，除了依旧阐释其恳切的道德观点和修身立命之道外，我们发现他已然成为一股以笔锋支持“新生”的“反元”力量了。
就在撰写《郁离子》之际，官民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各地起义一触即发的局势越燃越炽；北方红巾军(泛指在弥勒白莲教的煽动下起事的农民武装部队，教徒以红巾包裹头部做为记号)几乎是处于巅峰状态的挥师三路北伐，甚至直逼元大都(今北京)而来……而控制了小明王(红巾军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韩林儿)的刘福通率部众攻占了汴梁(今河南开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则在长江中游盘据；而活跃于江淮之间的朱元璋也已建立了以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另一支红巾军根据地；张士诚正割据着长江三角洲、方国珍正割据着浙江沿海，而元朝的统治则已经完全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了！
对红军之四处征战、杀人盈野，伯温并无好感，他觉得这批借言“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而起义抗元的乌合之众不过是群没有品格跟纪律的盗贼吧，可叹的是朝廷的官军又更残暴于此！无论是哪一方，都让刘基看不到对未来的希望……其实此时的他早已身处于改朝换代的巨大风暴之中了，……青田故里，乃至整个中原，全因争战关系伤亡枕藉，他除了著书立说以集乡练乡勇以求自保，防备着浙江最近的势力方国珍进犯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但这大时代的命运根本就由不得他以文人评论之姿置身事外，即能从中轻易脱身的。
刘基此生使命的真相即将显现，那等待他去旋转乾坤的时机即将到来，……而目前暂处黑暗中的时刻，伯温只得以此诗表达他对这时局沉重的喟叹∶
《次韵和孟伯真感兴》
“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于蚁，无奈官军暴似狼。”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