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
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家村”的命运。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1957年的事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傅雷是绝望了，而吴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这是他更深的悲剧。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是极高的。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1950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但吴晗在40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1909年生人，40年代初也不过30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冈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因已有的学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还有就是吴晗是没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40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40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古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毛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了《海瑞骂皇帝》。毛泽东4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6月16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