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07 22:10:30作者：郭若 鹿青霜
周锋锁1989年是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六四后是首批被通辑的学生领袖。因六四入狱一年后，在美国压力下，被释放，后来美。作为六四的见证人，并多年在海外致力于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
图：讲真话的感觉真是好啊。我(周锋锁，下同)们在广场，大概5月18号前后，那些天邮递员每天都把大量的信件送到学生手上，大概一个小时就有几百封电报。邮递员说：“我们老往你们这送，你们想不想往外面送些什么东西？”于是我就在广场，给家里写了个明信片。我说“我现在在广场，感觉真是好啊，终于感觉到中国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这是多么的好！我们对暴政什么的没有任何的恐惧。”
*我姐看了别人骂她的信既伤心也高兴
我们家出身是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姐姐比我大12岁，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因为年龄相距很大，从小我就是她带大的，我们之间绝对不是一般的感情，是介于母子和姐弟之间的感情。我现在还能记得我很小时候她抱著我那个情形。
我姐住在西安东郊离西安城大概有三十里的地方，那里是姐夫的单位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我想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弟弟被通辑，当时我姐是很慌的，你可以想象她担心我的安全，何等紧张。她跟我姐夫就到外面要找辆车去找我。那时那个地方非常偏僻，军队的学校就座落在农村的荒野中，在89年那个时候，根本找不到出租车。正好碰到姐夫单位的车，问上哪去？说是找我。因为我经常去他们那，他们都知道我是谁。公安也跟着一起去了，说是他们要把我保护起来。这样，车一直从东郊开到西郊我哥哥的家里来找我。
我当时是在我哥家，离我妈家几里路的地方，我妈一般不上那去，正好那天她去给我们做饭。吃晚饭的时候，一帮警察冲了进来。我姐赶紧跟妈说：“没事，没事，只是去问问话。”那些人眼看立功的机会到了，到处去宣扬说“捉到一条大鱼了！”
唯一令我一直伤心的是我妈当时在场。我妈已经去世了。今天想起89年的事情，我没有任何后悔或者抱怨，唯一我感到遗憾是当时妈妈年纪那么大，对我是那么关心，那件事让她受到的痛苦我是再也无法弥补了，尽管我可以怎样作出牺牲。
很可笑的是我觉得我姐这件事情上真是很天真，警察带我去作了所谓的笔录，问了几句话之后，我姐问是不是可以回家了。那帮人说：“不行，要把他送到北京去！”直到那会儿，我姐才感到这些人跟她想的是不同的。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姐跟姐夫和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机关闹过很多次。当然这件事的真相共产党一直控制著，不可能让别人知道，只有姐姐和姐夫单位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事后我姐因为这事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一直到我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还一起看了别人写的很多信，都是骂她的。我姐看了伤心也感到高兴，她更能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这就是所谓我被姐姐出卖的真相。共产党总是用仇恨、恐惧来破坏所有人间最好的东西。因为它本身是邪恶的，而善的东西是不会怕它的，所以任何善的东西对它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它都要用各种办法来侮蔑、毁掉，不管你是言论自由也好，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好，包括人们对中国文化、神、宗教的热情这些作为人精神追求很根本的东西，它都认为危胁它的存在，它都要一概毁掉。
*独立媒体揭露真相的重要性
六四镇压之后，我回到学校，呆在学校的指挥部里。那时外面的形势已经很恐怖了。有一个女同学急匆匆来找我，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样子。她说“你们呆在这里干什么？呆若木鸡！外面的人都在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得赶紧让全国人民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记得我自己也接到过一个自称是当兵的的电话，问及学生的情况。我说我们都很悲哀。他说他也很悲哀。你想那已经是在北京了，由于中共一开始就说是暴乱，当地的人民尚无从得知真相，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清华正好有个学生广播电台，我当时就喊“谁会用广播电台的赶紧来！”于是几个胆子大的就把广播电台在学生16号楼楼顶搭起来，马上开始广播，连续播了几个小时。
当时我总在想，如果能有一个独立的媒体，不断地揭露真相，中国人就不会被蒙蔽了。通过各种管道把真相展露在人民面前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法轮功在大陆插播好极了。大家都应该一起做。这样即使有的人出于自己的需求，苟且偷生也好，跟着中共趁火打劫也好，硬是选择相信一捅即破的谎言，但是面对如此众多被揭露的真相，他们的良心会受到谴责，他们的判断力也会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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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痛骂周锋锁的姐姐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公开通缉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这二十一人有王丹、刘刚、杨涛、封从德、王有才、张伯笠、熊炎、柴玲、吾尔开希、梁擎瞰、周封锁、张铭、熊炜、王治新、张志清、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芳、王超华、李禄。
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封锁第一个从西安被捕，出卖他的人竟是他的一奶同胞的姐姐，我的朋友气得把酒杯都摔了，如不是我拉着，看来电视机他都要砸。第二天他从单位回来告诉我，全单位不管男女职工还是干部工人，没有不痛骂周封锁姐姐和姐夫的。“那对狗男女就知道升官，连禽兽都不如！”她把周封锁的姐姐和姐夫称为“狗男女”。
摘自：张伯笠 著 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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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令”下最动人的故事
──周锋锁与他的姐姐
陈小雅
《大纪元》记者采访周锋锁的报导，是多年来最能打动我的文字之一。尤其是他讲述“姐姐举报”的那一部分，朴实无华，感情真挚，虽然只是个人经历，但却有著普世的意义；虽然只是历史的一瞬，但却闪烁著永恒的光辉！
我没有见过周锋锁这个人，在官方通缉令出笼以前，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在那个谎言遮蔽天日的时刻，我们只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了周锋锁“落网”的报导：他身披外衣，双手被铐，却提一只毛笔，在一张纸上迅疾地书写著什么报导似乎把那解释成签署“认罪书”。但我的司法部朋友告诉我，他写的竟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于是，他那紧锁的眉头、倔强的嘴，伴著那挥洒的豪情，和“同胞检举”的故事背景，在我的脑海里，汇成了一幅现代“悲剧”图画 然而，那位司法部朋友告诉我，周锋锁一点也没有埋怨姐姐，没有看不起她，甚至完全理解她。他想，如果自己能解除至爱亲人的紧张和痛苦，甚至“落网”也是值得的！
──当时，我无法考证这些说法，哪些属于真情，哪些属于演绎。但我感到有一种精神，在这流传著的故事中升华。那是不见于“革命一代”，甚至不见于我们“被革命母奶养育的一代”的一种罕见的东西。
我惊诧：在民间这也许就是所谓“礼失求诸野”的一个例证吧！
今天看到周锋锁接受记者采访的话，那些“哀婉的传奇”就被证实了。
关于那个“部分”，周锋锁说：
“我们家出身是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姐姐比我大12岁，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因为年龄相距很大，从小我就是她带大的，我们之间绝对不是一般的感情，是介于母子和姐弟之间的感情。现在我还能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她抱著我那个情形。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姐跟姐夫和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机关闹过很多次。当然这件事的真相共产党一直控制著，不可能让别人知道，只有姐姐和姐夫单位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事后我姐因为这事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一直到我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还一起看了别人写的很多信，都是骂她的。我姐看了伤心也感到高兴，她更能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共产党总是用仇恨、恐惧来破坏所有人间最好的东西不管你是言论自由也好，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好”（六四档案－2003）
──他没有否认姐姐是“举报者”，但他理解那是他淳朴的姐姐出于对他的关爱；他虽然很痛苦，但却不愿意渲染情理之中的“悲伤”；他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地“隐忍”著，为的是不使姐姐更伤心。
──他知道姐姐是“受蒙蔽”的。轻信最容易被利用，但那本是“世界上最能够被容忍的缺点”。
──他面对媒体，肩负社会角色赋予的责任，甚至于没有一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是的，姐姐被骂，她心里痛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出卖”更严重的道德谴责，没有什么比把手足兄弟送去坐牢更痛苦，读每一封来信，对她的灵魂都是一次鞭打但有谁会知道，她心里同时还有一种“高兴”呢？因为这证明了弟弟的对，但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错啊！
──只有手足之情，只有无私，才能是忘我的！ (mo.
而他们姐弟，居然能够“一起”读这些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和境界？！那是一次情感的洗礼！那是一种道德的超越！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从未向我们展示过如此情境！
由此，我不免生出遐想：如果人们没有看到周锋锁这些宽恕的“证词”他就离开了人世，她姐姐被“革命道德法庭”判决有罪，周锋锁会怎样呢？我相信，他最终也是会与姐姐相会于地下的。因为他讲述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有一种人类更古老，更基本的感情，终究是要战胜那些“异化”的“付著物”的！
在他们的姐弟感情中，共产党是彻底失败了；包括那些被党文化养育出来的，披著其他外衣的种种，都像幽灵一样地消退了
我很高兴的是，在周锋锁和姐姐的故事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中国的司法界已经在讨论“亲属回避”的问题了，这是人性精神的复苏，是社会健康的起点，也是无数家庭牺牲换来的历史进步
作者为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周锋锁：讲真话的感觉真是好啊
图：讲真话的感觉真是好啊。我(周锋锁，下同)们在广场，大概5月18号前后，那些天邮递员每天都把大量的信件送到学生手上，大概一个小时就有几百封电报。邮递员说：“我们老往你们这送，你们想不想往外面送些什么东西？”于是我就在广场，给家里写了个明信片。我说“我现在在广场，感觉真是好啊，终于感觉到中国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这是多么的好！我们对暴政什么的没有任何的恐惧。”
*我姐看了别人骂她的信既伤心也高兴
我们家出身是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姐姐比我大12岁，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因为年龄相距很大，从小我就是她带大的，我们之间绝对不是一般的感情，是介于母子和姐弟之间的感情。我现在还能记得我很小时候她抱著我那个情形。
我姐住在西安东郊离西安城大概有三十里的地方，那里是姐夫的单位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我想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弟弟被通辑，当时我姐是很慌的，你可以想象她担心我的安全，何等紧张。她跟我姐夫就到外面要找辆车去找我。那时那个地方非常偏僻，军队的学校就座落在农村的荒野中，在89年那个时候，根本找不到出租车。正好碰到姐夫单位的车，问上哪去？说是找我。因为我经常去他们那，他们都知道我是谁。公安也跟着一起去了，说是他们要把我保护起来。这样，车一直从东郊开到西郊我哥哥的家里来找我。
我当时是在我哥家，离我妈家几里路的地方，我妈一般不上那去，正好那天她去给我们做饭。吃晚饭的时候，一帮警察冲了进来。我姐赶紧跟妈说：“没事，没事，只是去问问话。”那些人眼看立功的机会到了，到处去宣扬说“捉到一条大鱼了！”
唯一令我一直伤心的是我妈当时在场。我妈已经去世了。今天想起89年的事情，我没有任何后悔或者抱怨，唯一我感到遗憾是当时妈妈年纪那么大，对我是那么关心，那件事让她受到的痛苦我是再也无法弥补了，尽管我可以怎样作出牺牲。
很可笑的是我觉得我姐这件事情上真是很天真，警察带我去作了所谓的笔录，问了几句话之后，我姐问是不是可以回家了。那帮人说：“不行，要把他送到北京去！”直到那会儿，我姐才感到这些人跟她想的是不同的。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姐跟姐夫和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机关闹过很多次。当然这件事的真相共产党一直控制著，不可能让别人知道，只有姐姐和姐夫单位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事后我姐因为这事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一直到我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还一起看了别人写的很多信，都是骂她的。我姐看了伤心也感到高兴，她更能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这就是所谓我被姐姐出卖的真相。共产党总是用仇恨、恐惧来破坏所有人间最好的东西。因为它本身是邪恶的，而善的东西是不会怕它的，所以任何善的东西对它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它都要用各种办法来侮蔑、毁掉，不管你是言论自由也好，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好，包括人们对中国文化、神、宗教的热情这些作为人精神追求很根本的东西，它都认为危胁它的存在，它都要一概毁掉。
*独立媒体揭露真相的重要性
六四镇压之后，我回到学校，呆在学校的指挥部里。那时外面的形势已经很恐怖了。有一个女同学急匆匆来找我，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样子。她说“你们呆在这里干什么？呆若木鸡！外面的人都在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得赶紧让全国人民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记得我自己也接到过一个自称是当兵的的电话，问及学生的情况。我说我们都很悲哀。他说他也很悲哀。你想那已经是在北京了，由于中共一开始就说是暴乱，当地的人民尚无从得知真相，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清华正好有个学生广播电台，我当时就喊“谁会用广播电台的赶紧来！”于是几个胆子大的就把广播电台在学生16号楼楼顶搭起来，马上开始广播，连续播了几个小时。
当时我总在想，如果能有一个独立的媒体，不断地揭露真相，中国人就不会被蒙蔽了。通过各种管道把真相展露在人民面前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法轮功在大陆插播好极了。大家都应该一起做。这样即使有的人出于自己的需求，苟且偷生也好，跟着中共趁火打劫也好，硬是选择相信一捅即破的谎言，但是面对如此众多被揭露的真相，他们的良心会受到谴责，他们的判断力也会受到挑战。
=================
大家痛骂周锋锁的姐姐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公开通缉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这二十一人有王丹、刘刚、杨涛、封从德、王有才、张伯笠、熊炎、柴玲、吾尔开希、梁擎瞰、周封锁、张铭、熊炜、王治新、张志清、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芳、王超华、李禄。
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封锁第一个从西安被捕，出卖他的人竟是他的一奶同胞的姐姐，我的朋友气得把酒杯都摔了，如不是我拉着，看来电视机他都要砸。第二天他从单位回来告诉我，全单位不管男女职工还是干部工人，没有不痛骂周封锁姐姐和姐夫的。“那对狗男女就知道升官，连禽兽都不如！”她把周封锁的姐姐和姐夫称为“狗男女”。
摘自：张伯笠 著 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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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令”下最动人的故事
──周锋锁与他的姐姐
陈小雅
《大纪元》记者采访周锋锁的报导，是多年来最能打动我的文字之一。尤其是他讲述“姐姐举报”的那一部分，朴实无华，感情真挚，虽然只是个人经历，但却有著普世的意义；虽然只是历史的一瞬，但却闪烁著永恒的光辉！
我没有见过周锋锁这个人，在官方通缉令出笼以前，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在那个谎言遮蔽天日的时刻，我们只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了周锋锁“落网”的报导：他身披外衣，双手被铐，却提一只毛笔，在一张纸上迅疾地书写著什么报导似乎把那解释成签署“认罪书”。但我的司法部朋友告诉我，他写的竟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于是，他那紧锁的眉头、倔强的嘴，伴著那挥洒的豪情，和“同胞检举”的故事背景，在我的脑海里，汇成了一幅现代“悲剧”图画 然而，那位司法部朋友告诉我，周锋锁一点也没有埋怨姐姐，没有看不起她，甚至完全理解她。他想，如果自己能解除至爱亲人的紧张和痛苦，甚至“落网”也是值得的！
──当时，我无法考证这些说法，哪些属于真情，哪些属于演绎。但我感到有一种精神，在这流传著的故事中升华。那是不见于“革命一代”，甚至不见于我们“被革命母奶养育的一代”的一种罕见的东西。
我惊诧：在民间这也许就是所谓“礼失求诸野”的一个例证吧！
今天看到周锋锁接受记者采访的话，那些“哀婉的传奇”就被证实了。
关于那个“部分”，周锋锁说：
“我们家出身是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姐姐比我大12岁，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因为年龄相距很大，从小我就是她带大的，我们之间绝对不是一般的感情，是介于母子和姐弟之间的感情。现在我还能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她抱著我那个情形。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姐跟姐夫和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机关闹过很多次。当然这件事的真相共产党一直控制著，不可能让别人知道，只有姐姐和姐夫单位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事后我姐因为这事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一直到我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还一起看了别人写的很多信，都是骂她的。我姐看了伤心也感到高兴，她更能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共产党总是用仇恨、恐惧来破坏所有人间最好的东西不管你是言论自由也好，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好”（六四档案－2003）
──他没有否认姐姐是“举报者”，但他理解那是他淳朴的姐姐出于对他的关爱；他虽然很痛苦，但却不愿意渲染情理之中的“悲伤”；他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地“隐忍”著，为的是不使姐姐更伤心。
──他知道姐姐是“受蒙蔽”的。轻信最容易被利用，但那本是“世界上最能够被容忍的缺点”。
──他面对媒体，肩负社会角色赋予的责任，甚至于没有一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是的，姐姐被骂，她心里痛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出卖”更严重的道德谴责，没有什么比把手足兄弟送去坐牢更痛苦，读每一封来信，对她的灵魂都是一次鞭打但有谁会知道，她心里同时还有一种“高兴”呢？因为这证明了弟弟的对，但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错啊！
──只有手足之情，只有无私，才能是忘我的！ (mo.
而他们姐弟，居然能够“一起”读这些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和境界？！那是一次情感的洗礼！那是一种道德的超越！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从未向我们展示过如此情境！
由此，我不免生出遐想：如果人们没有看到周锋锁这些宽恕的“证词”他就离开了人世，她姐姐被“革命道德法庭”判决有罪，周锋锁会怎样呢？我相信，他最终也是会与姐姐相会于地下的。因为他讲述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有一种人类更古老，更基本的感情，终究是要战胜那些“异化”的“付著物”的！
在他们的姐弟感情中，共产党是彻底失败了；包括那些被党文化养育出来的，披著其他外衣的种种，都像幽灵一样地消退了
我很高兴的是，在周锋锁和姐姐的故事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中国的司法界已经在讨论“亲属回避”的问题了，这是人性精神的复苏，是社会健康的起点，也是无数家庭牺牲换来的历史进步
作者为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