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05 07:27:46作者: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血案18周年纪念日,岁月虽然不断地向前推移,世人却未遗忘「六四」,中共政权当年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残酷行径,在全球华人心灵深处所烙下的历史伤口迟迟无法愈合;而八九民运在催化中国大陆民主自由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始终赢得各界正面评价。
◎ 为保政权 邓小平军事镇压学运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性地发起悼念活动,后来演变成要求北京当局进行政治改革的争民主自由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声势高昂、规模庞大,深深震撼了海内外,但中共高层却进行铁腕镇压,残暴冷血的行径震惊了全世界。这场民主运动从开始到被压制,其间历经了将近2 个月,不幸最终以流血收场,但后续效应至今仍余波荡漾。
探究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下令军队、向人民开枪的真正关键,中国大陆民运人士一致认为,邓小平的主要目的在保住政权。被北京当局指控为「八九民运幕后黑手」之一的陈子明指出,邓小平曾经透露「不惜杀死20万人,也要稳住20 年」:『当时对邓小平来说,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也是照他所说的,就是要发展经济的需要,他是不惜流血的,因为,对于中共来说,死人的事情是算不了什么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死3亿人,怕什么,我们还有3亿」,所以,死20万人,对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则是指出,北京当局是因为缺乏自信,才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民众抗争事件:『我想,当局当然知道说,如果民众的民主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那么,这个党过去对中国所犯下的一些罪行,恐怕就没有办法再去掩饰,甚至说他们本人、他们自己这个集团,都会对过去的罪行去付上很大的代价;因此,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杀人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想,这即使对过去所犯下罪行的那种心虚的心态,也是为了能够在以后继续维持这样的统治,为自己这个集团谋取利益,所以,这个双方面的考量结合在一起,才使得中共采取了最疯狂的这种方式。』
◎ 领导层民主化看法分歧 八九民运失败最大关键
八九民运当年曾经在中国大陆18个省份扩散蔓延,最终却功败垂成,有人认为,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是抗争学生发起绝食的结果;对于这种说法,王丹批评是一种事后诸葛的推论:『当初谁也没有想到,政府会采用开枪的方式来镇压学运,所以,事情的发展其实即使是在1989年,也没有按照一个理性的那种模式去运转,所以,今天的这些所谓的理性的这种推论,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成立;而且,即使事后诸葛也是按照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式,问题是,中共其实经常不是按照一个理性的方式去作决策的。』
陈子明则是强调,绝食抗争的方式虽然比较激烈,但学生的诉求却是理性平和的,事情会演变到后来的局面,当权者必须负全责。陈子明说:『不能说这个绝食不是一个错误的举措,但是,责任不能放在学生的头上,这个责任应当完全是由政府、当时掌权的人来承担;因为,虽然这个行动比较激烈,但是,当时(学生)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很激烈,他们只有两点要求,一点就是要求承认他们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另外一点就是,要求承认他们这个组织是合法的,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别的要求。』
◎ 当局血腥镇压民运 导致社会畸形发展
事实上,在1989年,不仅中国大陆发生了大规模民主运动,前苏联还有波兰等东欧共产政权,也出现了要求政府改革的风潮,东欧国家一次到位地完成政治、经济改革,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自由诉求却惨遭压制。同样是民主运动,在中国和东欧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背后因素引人关切。
流亡海外多年的中国大陆资深民运人士王军涛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阶段,几乎都会出现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但结果如何,则是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八九民运最后遭到镇压,最大的关键是,中共领导层对民主化的看法分歧。王军涛说:『我觉得,当时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国执掌政权的核心,仍然来自于革命战争建立的那个政权的、共产党的那个有非常强的一些政治强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这种社会关系、人脉基础,还有他们政治的这种残忍,它的那个就是残暴的心理,还有像他们的这种政治动员力和运作能力,还是比民主运动要老辣得多。』
王军涛和陈子明一样,都被中国政府扣上了「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大帽子;他表示,邓小平当年不接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要求,甚至派出军队镇压,导致了中国后来呈现畸形和变态的发展。
◎ 打破对当局政改幻想 播下民主思想火种
王军涛表示,八九民运让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共产党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接受挑战,改革政治体制,促使国家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另一种就是拒绝推行政治改革,但后果极其严重。王军涛说:『它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后果就是,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腐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犯罪还有暴力横行,还有环境恶化、人权问题、失业、道德沦丧,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在急剧恶化之中,统治者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不满的人民群众(事件),它已经从数据上说,前年已经是8万7千起,每5分钟就有一起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有6千万个信访事件,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统治者还拒绝进行政治改革,那么, 1989年将会成为一场新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导火索。』
王丹也表示,当年当局向人民开枪镇压,使得人民希望由中共主导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幻想破灭;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1989年以前,即使包括民主派在内,都还是希望由中共来主导整个中国政治改革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在1989年之前,大家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当局;但是,1989年当局开枪镇压这件事,使得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中国的民主派也好、老百姓也好,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不再相信当局会主动的去推行政治改革,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只有经历这样的转变,真正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因为,人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青天、所谓的皇帝的身上,所以,1989年实际上等于代表著中国民主化过程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王丹表示,八九民运是中国大陆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一个高峰,也是一次行动的启蒙,因为,当年学生和市民,以行动履行了中国宪法所应给予的权利,并且向所有中国人民展现,这些权利并不是由当局掌握,而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这些启蒙已经化为思想的火种,种植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变化成民主的果实。
八九民运虽然遭到无情压制,18年来,中国大陆也未再发生类似的大规模民主运动,但是当年风起云涌的情景已经留下鲜明记忆,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日渐上升,八九民运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坚实不容撼摇。
◎ 为保政权 邓小平军事镇压学运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性地发起悼念活动,后来演变成要求北京当局进行政治改革的争民主自由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声势高昂、规模庞大,深深震撼了海内外,但中共高层却进行铁腕镇压,残暴冷血的行径震惊了全世界。这场民主运动从开始到被压制,其间历经了将近2 个月,不幸最终以流血收场,但后续效应至今仍余波荡漾。
探究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下令军队、向人民开枪的真正关键,中国大陆民运人士一致认为,邓小平的主要目的在保住政权。被北京当局指控为「八九民运幕后黑手」之一的陈子明指出,邓小平曾经透露「不惜杀死20万人,也要稳住20 年」:『当时对邓小平来说,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也是照他所说的,就是要发展经济的需要,他是不惜流血的,因为,对于中共来说,死人的事情是算不了什么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死3亿人,怕什么,我们还有3亿」,所以,死20万人,对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则是指出,北京当局是因为缺乏自信,才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民众抗争事件:『我想,当局当然知道说,如果民众的民主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那么,这个党过去对中国所犯下的一些罪行,恐怕就没有办法再去掩饰,甚至说他们本人、他们自己这个集团,都会对过去的罪行去付上很大的代价;因此,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杀人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想,这即使对过去所犯下罪行的那种心虚的心态,也是为了能够在以后继续维持这样的统治,为自己这个集团谋取利益,所以,这个双方面的考量结合在一起,才使得中共采取了最疯狂的这种方式。』
◎ 领导层民主化看法分歧 八九民运失败最大关键
八九民运当年曾经在中国大陆18个省份扩散蔓延,最终却功败垂成,有人认为,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是抗争学生发起绝食的结果;对于这种说法,王丹批评是一种事后诸葛的推论:『当初谁也没有想到,政府会采用开枪的方式来镇压学运,所以,事情的发展其实即使是在1989年,也没有按照一个理性的那种模式去运转,所以,今天的这些所谓的理性的这种推论,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成立;而且,即使事后诸葛也是按照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式,问题是,中共其实经常不是按照一个理性的方式去作决策的。』
陈子明则是强调,绝食抗争的方式虽然比较激烈,但学生的诉求却是理性平和的,事情会演变到后来的局面,当权者必须负全责。陈子明说:『不能说这个绝食不是一个错误的举措,但是,责任不能放在学生的头上,这个责任应当完全是由政府、当时掌权的人来承担;因为,虽然这个行动比较激烈,但是,当时(学生)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很激烈,他们只有两点要求,一点就是要求承认他们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另外一点就是,要求承认他们这个组织是合法的,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别的要求。』
◎ 当局血腥镇压民运 导致社会畸形发展
事实上,在1989年,不仅中国大陆发生了大规模民主运动,前苏联还有波兰等东欧共产政权,也出现了要求政府改革的风潮,东欧国家一次到位地完成政治、经济改革,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自由诉求却惨遭压制。同样是民主运动,在中国和东欧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背后因素引人关切。
流亡海外多年的中国大陆资深民运人士王军涛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阶段,几乎都会出现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但结果如何,则是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八九民运最后遭到镇压,最大的关键是,中共领导层对民主化的看法分歧。王军涛说:『我觉得,当时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国执掌政权的核心,仍然来自于革命战争建立的那个政权的、共产党的那个有非常强的一些政治强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这种社会关系、人脉基础,还有他们政治的这种残忍,它的那个就是残暴的心理,还有像他们的这种政治动员力和运作能力,还是比民主运动要老辣得多。』
王军涛和陈子明一样,都被中国政府扣上了「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大帽子;他表示,邓小平当年不接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要求,甚至派出军队镇压,导致了中国后来呈现畸形和变态的发展。
◎ 打破对当局政改幻想 播下民主思想火种
王军涛表示,八九民运让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共产党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接受挑战,改革政治体制,促使国家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另一种就是拒绝推行政治改革,但后果极其严重。王军涛说:『它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后果就是,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腐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犯罪还有暴力横行,还有环境恶化、人权问题、失业、道德沦丧,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在急剧恶化之中,统治者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不满的人民群众(事件),它已经从数据上说,前年已经是8万7千起,每5分钟就有一起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有6千万个信访事件,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统治者还拒绝进行政治改革,那么, 1989年将会成为一场新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导火索。』
王丹也表示,当年当局向人民开枪镇压,使得人民希望由中共主导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幻想破灭;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1989年以前,即使包括民主派在内,都还是希望由中共来主导整个中国政治改革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在1989年之前,大家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当局;但是,1989年当局开枪镇压这件事,使得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中国的民主派也好、老百姓也好,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不再相信当局会主动的去推行政治改革,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只有经历这样的转变,真正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因为,人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青天、所谓的皇帝的身上,所以,1989年实际上等于代表著中国民主化过程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王丹表示,八九民运是中国大陆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一个高峰,也是一次行动的启蒙,因为,当年学生和市民,以行动履行了中国宪法所应给予的权利,并且向所有中国人民展现,这些权利并不是由当局掌握,而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这些启蒙已经化为思想的火种,种植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变化成民主的果实。
八九民运虽然遭到无情压制,18年来,中国大陆也未再发生类似的大规模民主运动,但是当年风起云涌的情景已经留下鲜明记忆,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日渐上升,八九民运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坚实不容撼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