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亚里士多德何以伟大？

古希腊有三个大作家，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老德的70部（篇）著作并没传下来，现在仅剩目录和二手转述的残篇。老柏的近50篇著作（据说有部分属于别人冒名）都已流传下来，可见上苍对他的厚爱。老亚的讲义和材料据说由其学园的学生整理和编纂成400多本书，大都没传下来，传的也沉寂多年。

亚里士多德的书被整理出来的有《工具论》、《物理学》、《论天》、《论生灭》、《博物史》、《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等，大约在他死后300年，才正式流传。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总体上来说，1500多年中对西方人影响远不及他的老师柏拉图（那时候柏拉图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但在逻辑方面亚里士多德一直是公认的权威，并且在整个中世纪以及今日天主教哲学中也依然权威。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是他的三段论学说带给我们的抽象概括和演绎推理的思想遗产。抽象概括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中通过下定义，已经有所体现。亚氏逻辑定义人为“理性的动物”，“理性”一词就是关于人的“直立”、“感知”、“理解”、“德性”等特征的抽象概括。理性为人所独有，能将人跟猴子、猩猩等动物区别开来，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使“人”这个词用得比较清晰。学亚氏逻辑后，通过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下定义、作判断，诡辩受遏制。三段论——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合成的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工具论）中论述最早、最系统和细致的抽象概括和演绎推理形式。举例说明：“凡人都有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有死（结论）。”这就是亚氏逻辑中讲严密论证的典型的例子。这三句话组成的论证，结论是一个推理，由一般（全体·人——有死）到具体（个别·苏格拉底——有死）的推理，这就是演绎推理。写议论文章，如果没有演绎推理，文章的说理性和说服力就会比较弱。古印度佛学和古中华子学，重故事和类比推理，说理性在受到辩驳时会被减弱很多，东方人修道和修佛在当代日趋形式化，这恐怕就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段论的大、小前提，谓语对主语就是抽象概括，构成说理文章总结的方式和分析的依据。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像单车链条，环环相扣成椭圆，这辆“文字单车”才能被骑走。当今基督教挺进东方，传教士文章和书籍说理性强是重要原因。

在《工具论》中，亚里士多德还论述了三段论的其它形式：“没有一条鱼是有理性的，所有的沙鱼都是鱼，所以没有一条沙鱼是有理性的。”“凡人都有理性，有些动物是人，所以有些动物是有理性的。”“没有一个希腊人是黑色的，有些人是希腊人，所以有些人不是黑色的。”亚里士多德及传人认为，三段论的论证可以避免一切谬误。我多年写议论文的经验说明，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论证确实会增添文章说理方面的严谨性。不过，机械地使用三段论，会使文章显得刻板，堆积文字过多使文章不必要的冗长，阅读令人生厌。逻辑学今天的进展告诉我们，三段论只是演绎论证的一种并非全部。事实上，几何的假言论证也经常用在文章中。例如我们说：如果让共产党放开中宣部对各种媒体的管制三天，其强权统治就决无法再继续下去。另外，文章的逻辑论证，除了演绎论证，还经常会用到归纳论证和类比论证。例如说，老年共产党官为儿女谋私利，中年共产党官男包二奶、女养情夫，青年共产党官见钱红眼，结论：中共官员普遍腐败糜烂。这是归纳论证。再如说，毛泽东湖南闹农运、江西玩少女，共产党赤龙祸乱中华民国。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忽视其它演绎论证和其它论证形式，导致中世纪经院哲学文章和著作的形式主义的僵化呆板，给了近代唯物魔论破坏正统文化的可乘之机。

详细破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错误，不是《智慧旅程》这本纲要性世界思想简史的使命。不过须要指出：透过当今世界科学对道德和宗教维护的人类社会的和谐性的冲击——随意性的怀疑和反叛，在“自由”的旗号下传播艾滋病和同性恋等——的情势，亚里士多德以“本质”替换柏拉图的理念和神可谓是古老的开头。因为有这个开头，才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名论对唯实论的剃头，才有近代经验论对唯理论的批判，才有上个世纪罗素对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和“实体”的语言学批判，认为这“是一种糊涂不堪的概念”，断言“一个字可以有本质，但是一件事物则不能有本质”，“‘实体’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把由主词和谓语所构成的语句结构转用到世界结构上面来，而形成的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

　　形而上学是人类智慧演变的一个历史阶段，不能简单说成思想错误。须要指出的是：无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有怎样的错误，他通过理性演绎的逻辑沉思创建的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生物学、修辞学、天文学、灵魂学等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似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在古代世界却是历史安排。他在做学问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智主义——将宇宙·生命哲学（科学）推入形而上学时期。

亚氏伦理知识的形而上学的轮廓是：理智的思善、道德的行善就是幸福，理智的思善得自于教学，道德的行善养成习惯；立法的任务就是通过塑造好习惯而使公民们成为好人，恶法环境下的人将会养成坏习惯而成为坏人；人的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即中道）——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真诚是自夸与虚伪之间的中道。亚氏伦理学的要旨是：幸福的人生，理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不推崇圣人，推崇的是“恢宏大度者”。他认为：最好的人，是恢宏大度的人：有适当的骄傲（鄙视任何该当受鄙视的人），各种德行趋于伟大而接受荣誉却不陶醉，不冒无谓的危险却敢于直面危险而不惜生命，施惠于人却耻于受人之惠，对高位者不卑对下位者不为人亢，理智且尽情地议事（总是说真话）却不对人说长道短。幸福就是理性的思善和智慧的行善，最高的善和最大的幸福只属于爱智慧的哲学家。交友只能存在于地位相等的善人（高贵的自爱者）之间，朋友不宜多。幸福的人需要朋友共享自己的幸福，不幸的人为寻求同情而女人似的烦扰朋友。幸福在于有德的活动，在于理性地、悠闲地静观一切，分享着神圣的生活，与神相亲近。

亚氏政治知识的形而上学的概要是：建筑在夫妻与主奴两大关系上的家庭欲和谐共处，就自然地由乡村而城市地合成一个依照法律实行统治的国家；国家立法以至善为目的，阻止人变成最坏的动物，法律得以存在必须依靠国家；国家保障农家、商家交换和防止公民犯罪只是手段，目的是让人能够善良的生活——“幸福与荣誉的生活”。奴隶制是天然合理的、正当的。希腊人生来就该征服和奴役天生属于别人的其他精神低劣的下等种族。发财致富的自然方式是经营自己的房产与地产，获取有限的财富而悠闲、理性的生活；经营贸易，尤其是高利贷，直接、无限地挣钱，从钱中获利的人，会越来越贪得无厌。公有制让人懒惰，财产应该私有却应该以仁爱来教导人民，从而能使财产的大部分成为公用，使人具有仁爱与慷慨的德行。有三种好政府：君主制、贵族制和立宪政府（或者共和制），有三种坏政府：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还有许多种混合的中间形式；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贵族制次之，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此僭主制最坏，寡头制次之；在现实的坏政府中民主制是最不坏的，寡头制下精力旺盛的寡头们最容易以正义名义闹革命，民主制比较不容易有革命（革命是个坏东西），僭主们绝大部分都是煽惑者——由于允诺保护人民反对贵族而获得权力，掌权之后实行领袖独裁和特务统治，爱制造战争。国家应该追求的幸福不是战争，是和平；一个国家不宜小得不能自给，又不应该过大而不能实行宪政，应该小得足以使公民们能认识彼此的性格，以保证选举与诉讼能做到公正。国家要培育德、智、体、艺、技均衡发展却“德行”为贵的有文化的公民，政权由他们执掌。

公元前4世纪中晚期，亚里士多德理智地总结了当时地中海欧、亚、非三洲地区的知识，创建起伦理、政治、物理、天文、心理（灵魂学）等所有经验常识方面的形而上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科体系。这时的印度摩揭陀国正为推广小乘佛教而努力，战国孟子正周游列国为诸侯王洗脑和教育弟子做仁义之人。无论印度的佛学和中国的子学，伦理、政治、物理、天文、心理等知识都在一本本经典书籍或文章里揉和在一起，修炼者或学习者头脑里没有伦理、政治、物理、天文、心理这些今日的学习科目概念或课程安排，就是读经典，方方面面的知识在一个个问题的解答和释疑之中，领悟一点就在山野、庙宇或城乡、家里履行。由毕达哥拉斯而柏拉图而亚里士多德，学校将问题置放到一门门学科里去学习，由数学、修辞、论辩、逻辑而几何、音乐、绘画再物理、生物、天文、心理、伦理、政治，等等。这样由西方哲学研讨而明晰和理论化，分类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也就因而出现了。从德谟克里特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哲学（形而上学）名义下包罗万象又分门别类的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知识体系终于出现，希腊智慧知识化、学校化。

柏拉图的哲学是玄奥的、超常的，将公民的兴趣引向数学的沉思，通向神学的沉醉。亚里士多德则与柏拉图不同，他的哲学是经验的、常识的，将公民的兴趣引向逻辑的抽象，通向所有与现实生活或问题相关联的自然物理（包括天文）、社会伦理（包括政治）和动物植物的观察分析与理论综合。他思考问题很细致，也很正统。例如在父子关系上，他认为父亲可以不要坏儿子，但儿子却不能不要坏父亲，因为父亲给儿子的生命他无以回报。再如男女职业关系上，他反对不讲分工的男女交错，主张男主户外公务女主室内家务。亚里士多德依据眼睛观察，对生物作了细致的级别分类，创立了胚胎学。他有道德和宗教的思想，却缺乏苏格拉底的深情和柏拉图的神智。也许正因为过于冷峻，亚里士多德才能在缺乏科技工业和望远镜、显微镜的古代，仅仅通过眼睛的观察和头脑的沉思，就以形而上学（哲学）的名义和演绎推理的方式，第一个综合了当时的所有科学知识。

亚里士多德以形式逻辑的抽象分析和演绎推理方式，创建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学科体系。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成就领导西方世界两千年，亚里士多德因此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