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的生死抉择（组图）

《新纪元周刊》十月十四日发行的第39期封面故事《高智晟的生死抉择》，全文刊登高智晟律师于九月二十日发表的《高智晟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新纪元周刊》发表编辑部文章表示，“决定将高智晟《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全文在本期杂志刊登，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华人应该关心的新闻，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表达我们支持的立场。”“高智晟的公开信，不仅再次提出了法轮功在中国被严酷镇压的问题，而且也对目前中国所存在的几乎所有的严重侵害人权的现象予以猛烈的抨击，并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向中共施加更大压力。显然，高智晟完全清醒的认识到，这封公开信，很可能是他签发给自己的死亡证书，然而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开始向“大海一样的苦难”再次发出挑战。”

《新纪元周刊》编辑部文章认为，这是高智晟的良心的选择，“这是现今人类世界最应该尊重的选择。”该期封面故事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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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的生死抉择

文 ◎ 《新纪元周刊》编辑部



今年九月八日，一封署名高智晟的声明，在海外法轮功的明慧网站上发表。这封撰写于四月二十日的声明，显然是经过了辗转传递，才到达明慧网的。高智晟在声明中作出了五点说明：

　　“一、我完全不承认当局以反人性的暴虐行径强加给我的耻辱——罪名。

　　二、我不承认‘悔罪书’中的所有文字及文字所能够表达的意思，尽管当事双方在它形成之初即完全清楚它的虚假，但我仍以此形式予以公开否认。

　　三、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我退出中共的书面声明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再次予以肯定及坚持。

　　四、在此再次对包括三封公开信在内的，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前的所有文字及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事实、价值及思想予以肯定及坚持。

　　五、我将坚持永远与压制人们思想的一切形式的专制暴政为敌，与反人性的专制暴政誓不两立。”

“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
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之心志变得黯然无光，像个病夫。
这些更能坏大事，乱大谋，使生命失去魄力。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是默默忍受坎坷命运的无情打击？

还是应与大海一样的苦难昂然奋斗，并将其克服？

此二抉择，究竟哪个较为崇高？

这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中著名的诗句，对于坐在温暖家中沙发上的我们而言，只是一段优美而颇堪玩味的名句，但对高智晟来说，却肯定是他身历其境和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九月八日当天晚上七点多，北京警方人员将高智晟从家中带到一处没有桌椅的空房间，双方一直站立着辩论。消息透露，这次特务没有殴打高智晟，双方唇枪舌战了二十多个小时，到第二天晚间高智晟才被放回，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

高智晟向中共警方人员讲述未来的民主社会，劝说他们也投身到从“和平过渡”中来，如果继续做坏事，可能不但自己要受到未来社会的清算，甚至可能波及到子孙后代。

九月十一日星期二，高智晟通过电话对友人说：“我快进去了，离那天不远了，大概不超过十天吧。”此后几天，高智晟的若干文章不断在海外网站发表。

九月十六日星期天早上，十六名便衣突然强行的涌进高家。特务们当着高智晟家人的面开了几个小时的会，商议对待高智晟的“对策”，高智晟看到特务们还煞有介事的作会议记录，他后来表示“这是对我的最大侮辱”。特务会议最终决定，他们将对高智晟成立一个“教育改造小组”，由十六名特务四班轮换，高智晟在家时住在高家监视，高智晟外出时“完全贴身”跟踪。

翌日星期一，高智晟上班时，四名“完全贴身”的特务“贴”到他的办公室门口。在高智晟的强烈反抗下，特务暂时撤出高家。

高智晟对友人说：“再次进监狱是我一直的追求，我不在乎进监狱。也许我这次会死在监狱里，这是包括我的妻子、孩子都要做好的思想准备。如果我不能再联系了，请求原谅。 ”

九月二十日星期四，《高智晟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在美国国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该消息在大陆时间的第二天被刊登和广传，高智晟本人上午就得知了消息。当天，高智晟透过电话对采访他的海外记者表示：“他们原来准备让我长期离开北京，和两个警察住到一个无人的地方过上两年，‘彻底闭嘴’，或者警察彻底住到我家。今晚（二十一日）他们要找我谈话。”

九月二十三日，高智晟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从此下落不明。

《新纪元周刊》决定将高智晟《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全文在本期杂志刊登，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华人应该关心的新闻，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表达我们支持的立场。

高智晟的公开信，不仅再次提出了法轮功在中国被严酷镇压的问题，而且也对目前中国所存在的几乎所有的严重侵害人权的现象予以猛烈的抨击，并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向中共施加更大压力。显然，高智晟完全清醒的认识到，这封公开信，很可能是他签发给自己的死亡证书，然而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开始向“大海一样的苦难”再次发出挑战。

活着还是死去，我们不知道高律师在做出最后抉择的时候是否想到了哈姆雷特，但那显然是他的良心的选择，这是现今人类世界最应该尊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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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国国会议员公开信

文 ⊙ 高智晟（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


亲爱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女士们、先生们：

高智晟以古老的方式向你们问好，并致予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给予我及我所追求价值的关怀和支持。

在刚刚过去的约两个月时间里，麦迪逊先生的《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辩论》，被我连续研读两遍。自由、民主、宪政中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中国有句话叫“饥饿时喂一口，胜过饱足时给一顿”。面对今天这无恶不作、无法无天的中国共产专制暴政，面对国际主流社会在暴富了的暴政集团暴虐面前几近整体的沉默，甚至是卑躬屈膝的现状，你们过去的坚持是何等的不易和弥足珍贵。这种坚持是人类人性光辉继续存有的象征，包括你们在内的那些坚持与专制暴政集团不共谋者的坚守和坚持，是不可一世的中共专制集团掩盖罪恶，在国门外无法逾越的障碍。它不仅是被压迫者不致被彻底地没入黑暗的具体保障，同时它是至今仍受专制野蛮暴虐蹂躏及欺辱的中国人民维权抗暴的强大精神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坚持和平抗争下去的希望。你们和国际正义人士的坚守和坚持，是中国人民和平改变暴政，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现代文明制度的力量和条件的有机组成。

我不是政治家，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您们将不会看到，被着意了的客套、柔化及矫饰遮蔽的辞令。普通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尽管很挑剔，人们却更青睐伪装后的美德。极致如在我的国家里，丑化美、美化丑的文字方能大行其道。在过去的近两年里，为了对付我手头的一支笔，中共政权让我们见证了它的无所不为及无所不能。为了显示他们绞杀人类感情及良知的力量和舍得投入的决心，在这样的过程中，从去年八月十五日开始，每天不低于日人的秘密警察在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那当时还不足三岁的儿子，以持续、刻意地展显统治者的力量。十二岁的女儿待遇规格更令人刮目相看。六至十名的男女秘密警察，对孩子如影相随，数月里坚持不懈，风雨无阻，连孩子坐在课堂上课时都不能例外。我全家所有的亲人，都被秘密警察跟踪、监控以及随意非法关押。期间，妻子、孩子多次被野蛮殴打。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决意露出不怕开水烫的成色，仅仅是因为我们坚守了人的感情和责任。如此辱没及玷污人类名誉的丑行，在我的国家里是被统治者提高至政治高度去施行的。

今天，藉着这封书信，在奥运会即将在中国举办之前，呼吁你们并通过你们使全人类关注当下中国正在持续发生的人权灾难，认真并具体地面对人类伦理价值、正义价值及人性文明的前景及其在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威胁。

关于奥运，面对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血腥奥运”、“手铐奥运”、“要人权，不要奥运”的抗议和控诉现实，最近罗格先生公开在中国媒体上表达了他绝不为这些绝望和愤怒的声音所动的决心。反要人们不要把奥运政治化。尽管我个人对奥运精神怀着美好的感情，我还是不愿去指责罗格先生对奥运伦理价值呵护职责的放任。但我们有必要提醒罗格先生注意的是：中共政权从对奥运的申办至它的召开，他们始终是将之当作是重大的政治任务予以面对的。凡是奥运需求，均须提到政治高度予以保障。中共本届奥运会负责人刘棋对此直言不讳，保障奥运需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在中国是妇幼皆知的。各色贪官污吏对此把玩至炉火纯青的程度，这点，连中共高层今天都始料不及。暴力拆迁，持续地非法搜捕上访者，残酷镇压自由信仰者等等。在确保奥运万无一失的幌子下，一切罪恶都可在阳光下畅行无阻。

中共通过办奥运会来显示其两大政治功能的意图在国内人民中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对内犯下累累罪恶的中共，通过“成功”申办奥运而向中国人证明，尽管自己铁血统治几十年，伤及天理，灭绝人性，罪恶滔天，造成不低于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但全世界仍都承认自己的合法性，尽一步挺直了腰杆。

对外，其通过不择手段的暴虐保障“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向全世界证明其在中国的“组织”能力及人民对其的“支持”程度。随着日渐清醒的国内人民要求结束暴政，保障人权呼声的提高，中共专权集团对确保稳定，尤其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奥运稳定的心理会越发变异得更加脆弱、扭曲及变态。防人民如防贼寇，北京最近的一个事件即足以明示中共专权集团目前惶惶如惊弓之鸟的变态心理。一位因在生前被强行拆毁房屋的老人（其坚持控告至死）去世后办理丧事，令人震惊不已的是，北京警察竟出动五十九辆警车（其中一半为大型轿车），数百名警察及不明身分的人员将死者家团团包围，非法强制阻挠一些市民去悼念这位不屈的老人。这种对待国内善良人民的流氓罪行几十年来一成不变。黑龙江失地农民杨春林因喊出“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心声，即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逮捕，最近几年来，对善良人民的非法抓捕已到了毫无理智的地步。

亲爱的朋友们，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在我的生命深处，我爱着我的家乡、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更深爱着我们的善良及多难的人民。我个人同样饥渴着奥运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举办，但建立在目前这个环境及变态功能上的奥运会，深深地刺痛着我的良知及正义感。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在当下的中国，谁若把奥运会与人权联系在一起，谁就会迅速被中共及其打手们穷追猛打，“国家的敌人”、“民族的罪人”、“破坏社会和谐”等帽子会与强权压迫一起及时到来。

我们不支持、也绝不假装支持这种被当作政治工具摆弄的“奥运会”，不支持、更不假装支持一次完全置于人类良知、正义及基本伦理价值之外的奥运会。在国际主流政治唯眼前利益至上，人类伦理价值“体力不支”的现实今日社会中，我们无能力要求奥运会承担起它本应当承担着的责任。但我还是要以我的方式，以曾经几乎带给我全家灭顶之灾的方式，再次在这样时期，在这样的事件上发出我自己的声音，以提醒国际社会，在你们为这场奥运会中的各自所得雀跃的时候，我要把与这场奥运会同时发生的一些与奥运精神格格不入的画面，“强行”展现在人们眼前。无论这将带给我何种危险，来承担起我作为个人、更是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中共是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依仗的犯罪集团。清晰地认识并现实地接受这一本质，才能使我们的对应选择不致偏离理性及客观真实。我非常清楚，由于对各色不义利益孜孜不倦的恋爱，愿说出上述客观结论者凤毛麟角，而假装不信者会呈蜂拥势。

普天之下，任何合法的政权，维护宪法的价值是其最直接的本能及最一般的道德准则。在中国，人们看到的是公开的相反，政权成了人民宪法权利的拦路虎，政权永不疲倦地坚持着它对宪法的野蛮践踏。宪法确定的权利成了人民永久的陷阱，唯一例外地被这个政权认真对待的宪法原则是：宪法规定共产党在中国的永久统治权。


一、正在发生的宗教信仰方面的血腥罪恶

信仰的德行得以体现，对邪恶即意味着灾难。中共宪法里也规定了宗教自由权利。但从其建政迄今，在这一领域，与人民这项与生俱来的、属于人的权利，也属于它自己宪法原则确定的权利的作战，是这个政权永无倦怠，永无止歇的恶习。一方面，无宪法法院保证，宪法条文原本就是一纸空文。即便如此，较低层次的文件、法规（如国务院年度宗教事务条例）规章层层设障，公开肢解、屏堵宪法价值的偶然显现。始于一九九九年，迄今已持续了八年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血腥镇压，超过了迄今人类已知的凶狠程度。三千名修炼者被在不同阶段以各种方式杀死，致伤者难估其数。数以十万计的修炼者被以劳教名义非法关押。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被 “610”以法外，按市级行政区划配套建立的“强制教育转化基地”非法关押。这种关押比劳教制度更加随意及简化。转化手段的血腥及凶残真相直可惊骇天地。

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不同形式迫害，尤以让人不耻的是，数量惊人的孩子因父母的修炼而被赶出了校门，流浪街头（去年八月至今，我女儿在她的学校门口，多次接触到这样的孩子。流浪中的他们，竟冒险来安慰、声援格格，女儿每每放学回家讲述这些，我和妻子都心如刀绞）。

对“法轮功”已持续了八年的惨烈镇压，是中国乃至全人类最为持续，最为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也是我在这封信中，要首先强调之的原因所在。关于有涉这方面的事实及证据问题，在这方面，首先我推荐我自己亲身实地调查后形成的调查报告，那些都是我作为律师身份形成的法律证据。就在我作第三封公开信的调查时，二十八岁的具有医科大学本科学历的刘博阳和他母亲的尸体还控制在当地“610”的手里。他和他的母亲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在同一栋楼里被折磨致死。死前数日每到深夜，母子惨叫声互闻。中共警察在这样惨叫声停止之前的骇人罪行，创下了统治者辱没人类名誉的耻辱纪录。而其他如杨光等所有的被调查对象，至今仍都活在人世，他们本身就是活的事实证据。其次，我今天要不礼貌的“逼问”朋友们如下几个问题，亦是我作为人类的一员向整个今天人类提出的质问：

（一）、中共今天在法轮功问题上，已持续了八年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行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还是仅属于那些受害者所面临的问题？

（二）、中共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行，是整个人类文明、人类伦理、人类尊严及道德所面临的威胁，还是仅属于那些被杀戮及被压迫者？

（三）、人类今天还有无能力面对这种被国家权力遮蔽下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行？这里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即：

1、今天的社会还有没有勇气及良知条件来面对这种长期的、公开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行？

2、在有了这样的勇气基础上，有无改变之的主观及客观技术条件？

3、从反人类和群体灭绝罪的国际法简单明叙罪状看，中共之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等一大批官员的实体行为完全成就了该两项罪构成的全部主客观要件。关于证据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本身是否缺乏的问题，这里仍在乎于国际主流社会有无责任和勇气诚实地面对既有证据的问题。

其一，被非法迫害致死的三千条人命（在我们的麻木中，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地增加着）。1，他们有名有姓，有出生年月、身分证明和生前住址为证；2，有死亡过程事实为证；3，有死亡结果事实为证；4，有他们的尸体、骨灰及坟墓的存在事实为证；5，有他们仍活着的亲人及朋友的记述为证；6，绝大部份还有他们死亡前客观发生过的非法搜捕过程事实为证；7，活摘器官总还有大部份尸体的脏器都给草草缝合的事实、医院电话记录及具体参与摘除者的举证为证；8，有相当数量的尸体照片为证；9，具体杀戮的执法者仍都健在，特别法庭可对他们传讯获证；

其二，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捕后从此消失的其亲人的叙述为证，诸如青岛大学的张教授，其女婿被打死后，其女儿到派出所后从此失踪的类似大量实例。

其三，仍活着的不低于十万的经历过被电刑，被电击过生殖器，老虎凳、竹签刺等酷刑迫害的受害人的存在为证。

其四，数以十万计的曾被劳教过的法轮功学员的存在为证。

其五，仍被以劳教名义至今关押在专制牢房里的活人为证。

其六，数以百万计的曾经被以强制“教育转化”名义非法关押过的活人为证。

其七，今天仍被以强制“教育转化”名义非法关押着的数以百万计的活人为证。

其八，大量数额不详被赶出校门后流浪街头的孩子为证。

其九，数千万被连累了工作、就业、生活、出国及人身自由等受到影响的活人存在为证。

其十，中共体制内大量的心存良知的具体执行者的见证为证。

今天，我们共同不能回避的是要不要追惩的问题。

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的国际公法法律价值，能不能在中国存有例外的问题？国家权力的遮蔽造成的程序技术上的困难我们不会忽视，但启动包括通缉在内的刑事追惩程序是现实的、可能的，同时在国际公法原则上它又是必要的。

我用较大篇幅向朋友们谈“法轮功”问题，是因为它是这个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人性灾难。但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其他宗教的权益就不受侵犯。与触目惊心的“法轮功”灾难对应的是，中共从不停歇的对家庭教会的野蛮打压。在对付家庭教会成员的问题上，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由于反抗力量较为强势，专制者尚有所收敛外，在全国县级以下地区的镇压手段上，家庭教会成员与法轮功成员的界限就不再那么明确。对二者的镇压、搜捕几乎没有区别。

我的家乡是个小县城，那里每年被抓捕、关押、抢劫的家庭教会成员，数量远在“法轮功”成员之上。从时间的持续性来看，中共对家庭教会的非法迫害可谓历史悠久，从我对新疆家庭教会成员被迫害的调查情况来看，中共专门养了一批警察，常年执行着对家庭教会的搅扰、迫害和打压。最近，新疆基督徒周通等人的被非法关押，即是这种对基督徒迫害罪恶的继续，这在中国社会是公开的秘密。

最近几年，中共对西藏宗教信仰的血腥镇压的残暴程度也呈增势。



欧洲议会副主席斯考特（Edward ·Scott）（左）与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右），于去年8月26日参加香港声援13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高智晟律师。 （法新社）

二、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野蛮压迫

自由，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古老的组成内容。它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迄今除了生理需求外、与之比肩重要的精神需求。这足见人类在上帝那里是何等的幸运。但在中国，这种幸运却被权力粗暴剥夺。在中国社会，自由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被历代专权者视作危险品。对人类自由诉求的野蛮打压不仅是反人性的，也是反天理的。出版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是现代世界里自由的主要成分，是一个社会自由的基本组成部份。

在一个没有宪法法院的国家里，言论和出版自由不仅是公民自由和安全的保障，实际上也成了这方面的唯一保障。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出版和言论自由也被禁绝，人们尽可想像官权会专横到何种可怕的程度，被压迫者的屈辱、无助是可想而知的。

中共历来把控制国内媒体当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这方面，他们从来只有来自技术而非道德方面的苦恼。近年来，尤以最近三、四年以来，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及要求自由的呼声日盛，中国特权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对媒体的高压控制已到了变态的地步。不时地制造一起起震惊世界、对依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之公民的非法迫害事件。仅最近两年里，张林、郑贻春、杨天水、郭启真、郭飞雄、严正学、力虹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网络作家被非法关押。尤其最近，中共不顾国内外的善意呼声，再次干出了非法抓捕吕耿松先生，迫害他家人的不法丧德事件。

近日中共公安部紧急通知，勒令各LDC服务商，在十七大前必须关闭所有的论坛、博客、留言板等交互型网站。整个机房如要发现超过七例，将强制关闭机房，并予经济重罚。再掀其野蛮权力史上非法打压媒体的恶浪。

结社自由是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克星。在一个没有结社自由的社会里，等于不存在人们可以防止暴政的堤坝。民众因缺乏结社而形成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何以抗衡由国家出面组织起的钢铁暴政机器？那种脆弱与无奈感是民主社会的人们无法想像的。在这样的国家，一个民族常要受一小撮泼皮无赖各个击破、残酷压迫。在中国社会，即便是组建政党的思想和相关言论也会被中共当作是第一恐怖现象予以非法打压。


三、对维权运动的凶残打压暴行

最近几年，中共对人民依法和平维权运动的野蛮打压已到了一种完全丧失理性的地步。最典型的如：其整个政权对盲人陈光诚的不择手段地野蛮打压。盲人陈光诚 “看”到了山东省临沂市的反动势力在计划生育实施方面对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他发出一个“人”应有的声音。他那孤单的声音，却引起暴政集团上下恐慌，他们规律性的反应不是停止这种罪恶在这个国家的继续蔓延，而是转向了对这位内心充满光亮的英雄的毫无人性地非法迫害，这种下流的迫害也及于陈的妻子、幼子和七十多岁的老母。

中共计划生育政策是有人类以来最大的群体灭绝罪行，它不仅表现为每年数千万未降生的命运就悬于几个大人的舌头上，（中共官方公布称：计划生育政策二十年，少生了四亿人）。更惨烈的暴虐发生在那些因违犯了党的计生政策的普通人身上。

盲人陈光诚“看到”且让人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累累罪恶，这却只是中共在中国这一领域罪恶的沧海一粟。他们公然以反人性的犯罪方式暴虐那些坚持揭露他们罪恶的人。诸如整个政权对陈光诚全家从不停歇的搅扰和迫害，许多人指责他们完全丧失人性和应有的理智。指责他们毫无人性是符合实际的，但他们这种看似完全不计较成本施暴的另一面，恰也表明了他们另类的理智。那就是他们非常清楚自己针对人性暨人类文明的累累暴行及这些暴行触目惊心的可怕程度。他们精力旺盛，持续地制造着多如牛毛的罪恶和欺骗，另一方面是不惜代价以犯罪手段掩盖这多如牛毛的罪恶和欺骗。全党将掩盖和欺骗统一提高到“讲政治”的高度，也成了各级党委、政府日常化积极作为的全部。

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女士们、先生们，拿出一点感情来去阅读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的妻子致胡锦涛的公开信，看看他在被非法关押一年来的骇人听闻的遭遇。郭飞雄先生是一位从人格到行为全无一点杂质的和平维权人士。他的坚定和坚持令中共犯罪集团惊恐失措，两年时间里关押他三次，其中第一次绝食四十天，第二次绝食五十九天。其妻的公开信，让人们看到了共产专制权力对人性文明的杀戮到了何等嚣张的程度：“拘捕之后，九月二十九日，律师会见，爆出他在里面十三个日夜被车轮战连续审讯，他绝食绝水十五天抗议政府镇压维权运动。后来在里面的日子里，他所遭遇的是，手脚穿插定镣在床板上四十二天，去沈阳后，他被凶暴毒打，坐老虎凳，双手绑在后面吊起来，因为身体重量的拉力，肩关节承受过大压力而损失，最不可忍受的非人道的酷刑是，陶忠革、杨乃新专案组的办案人用高压电棍电击他的生殖器。并且，他在八月七日对律师说，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这一恶行，对他的身体已经留下后遗症。”

这一切对我们而言，就是一幕幕无法苏醒的噩梦。这两、三年以来，是这些险峻而残酷的现实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这世界怎会荒诞到如此境地，这究竟要把人逼向哪里？这一切，不是亲身经历，都会感到难以置信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胡锦涛主席，我所见到的您是各大报上头版新闻上看到您沉稳微笑的面容，在国际国内新闻里看到您大国领导人举手投足间显示出的风度，您总是与那些光明的事情和温暖的场景连接在一起。而我，在这里、在此刻却不得不向您陈述这件不忍卒听的事情，仿佛是发生在其他世界里的事件。

我的生活里究竟发生着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和谐社会，它在吗？它离我的生活有多远？真正的人权离我们有多远？人神共愤的是，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晚发生用高压电棍电击他（郭飞雄）的生殖器的酷刑之后，陶忠革、杨乃新得到了他们迫切需要的口供，可他们还不罢休，还不满意。在三月十九日晚他们再次把杨茂东用对待死刑犯的方式，用头套蒙住头脸，手绑起来，拉到上次刑讯的秘密地方，再次暴打，并把电棍伸到他的裤子里面，击打他的生殖器达五、六分钟之久。

我无法看到女士们、先生们听到胡锦涛的政权如此对待良心人士时的面部表情。这样的事在中国已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惊讶，这实在是因为这种禽兽行径被我们的政府干的太多了，太久了。我所接触过的“法轮功”男、女性学员中，被电击及侮辱生殖器者占绝大多数。

今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地对上访公民大批非法搜捕，公开的血腥暴力让人触目惊心。


四、对人民私有财产的劫持恶行

中共宪法同样将保护私有财产确定为宪法原则。但它在近半个世纪里，在这方面针对所有权人的累累罪恶却罄竹难书。人类最初组建国家的愿望正如卢梭所言：“需要这样一个共同体，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每个成员的生命和财产”。美国的幸运在于，独立战争之后到来的是立法者。我们的不幸在于，我们迎来的却是一个黩武好战，一个专横的，一个持续打家劫舍恶习难改的政权。

以经租住房为例，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厅制订出了一个叫“经租房”的政策，即强制将私有房产接管后由政府统一租赁经营，象征性地给房主一点少的令人惊讶的租金。该运动涉及全国七十万户，房屋面积约为一亿三千万平方公尺。其中，北京经租房间为十九万九千一百四十七点五间，共六千户。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这个政府继土改及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又一轮对私人财产的抢劫行为。但这次抢劫与前两次不同在于，其一，其时已经有了宪法。其二，所有这些房产都有这个政府颁发的房产证。于是乎，这个政权又摆显出了其泼皮无赖的一面，它强行占据着这些合法的私有房产至今不还。“经租房政策”将其绝大多数的房产所有人拖入了无限的痛苦境地。

一九五八年，北京的宁景伦的十八点五间私房交由政府“经营”，因经办官员在核定经租费时有误，年仅十七岁的宁景论有异议，被扣上了政治帽子，被判劳教四年四个月，其母亲被拘留五天。文革时，因经租房问题，其父和哥哥被打死，宁景伦被打成反革命，和其母亲被轰出北京，房屋至今不还。北京的马连福和姐姐的父母早亡，以所遗十六点五间私有房外租维生。一九五八年，房屋经租后，年经租费仅十五点六一元，生活陷入困境，流浪社会后，被天堂河农场强制收容劳动。直至一九九二年才回到北京，既无工作也无住房，一生命运坎坷。时至今天，每遇重大节日或中共的庆典，这两位一生无房的老人就会被政府看管起来。时至今日，几十万“经租房”户及他们的后人，常年痛苦地奔走在上访的艰辛中。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建设部非法颁发建住房 [二零零六] 二零八号文件，强调“经租房”“其产权性质经明确属于国家所有，不得变动”，并指示各地要重视经租房问题的“政治性”及“敏感性”。“对涉及经租房的问题，未经建设部的批准，不准进行采访和报导”。涉及全国几百万所有权人的房产权归属就这么被一纸违宪文件予以没收。

在今天的中国，权势人物可谓无德无良，这还不算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即是他们因为无德无良才成了权势人物。富人们拔一根毛利天下亦不为。他们关心维持现状胜于改变现状。他们结成了一个既被藐视又不被奉迎的政治集团。藉口上一代创造了难以言喻的伟业来为今日的专制辩护，醉酒入迷般地死保住特权不放手。枪杆子、警察、监狱是他们精神财富的全部，他们无恶不作，无德无良且素无底线。他们仗恃着上述精神财富，从不在乎人民对他们的评价及仇视。人民普遍对他们的仇视，是他们拥有的除不义之财外的又一笔漫无边际的财富。

在最近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权势集团强制拆迁市民私有住房的犯罪已到了毫无理智的地步。他们强拆了不计其数穷人的房屋，这无异于在寒冬中剥去贫寒人的衣服。但他们的犯罪并不止于此，他们长期以恐怖的打压手段与受害人的申诉控告行为作战。

以上海为例，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深受压迫的勇敢市民不断去北京揭发黄菊、陈良宇、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人的犯罪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许多人还忍受非法监控、抄家遣送、刑拘、劳教、判刑、送精神病院，电话监听、骚扰等各种形式的打压。最近，以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在内的二百一十五名勇敢的上海市民致公开信予中共党书记胡锦涛，历数上海权势集团对人民人身及财产权利的无底线戕害。该信中谈到：不择手段，将二百八十万市民从城市中心区赶到边缘郊区生活，又强征一百万市郊农民的土地，强拆了他们的住房。十多年来，上海成了全国暴力征地、拆迁恐怖的源头、龙头和中心。光是从二零零六年以来，上海市政府组织四千名“信访干部”等大规模拦截力量，又专门组织打手队实施暴力。摧残市民的肉体，灭杀他们的生命，全面堵塞信访举报的通道。仅二零零六年至今日，被毒打致死的访民有，段惠民、杜荣林、戴荣、陈小明等，有些上海市民遭到严重精神摧残，正常人多次关押于精神病院受折磨。二零零六年至今，遭到非法抄家的市民已知的有：周大华、马雅莲等十六家，还有两家名字不详，非法关押精神病院的有：刘新娟共六次，卢春香两次，洪玲玲被关至今等等，仅今年以来，就有段惠民、陈小明、周大华被打致死。



五、环境灾难必将断送四分之一人类的前程

不能否认，从形式上看，专制中共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种成就却是以对人类公平、正义、德行、良知等伦理价值及环境的毁灭性摧毁为代价。二零零五年，中共环保局长说：“如果我们的环保脚步跟不上进度，我们的经济奇迹就会结束”。经济奇迹正转变成普遍的、现实的灾难，太湖蓝藻事件表明，为了今天的 GDP政绩即便明天没有水喝也在所不惜。中国每一万元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七倍，印度的三倍。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沙漠、戈壁每年仍扩增一千九百平方英里。据新华社报导：90％城市的地下水已经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水，75％不宜饮用，鱼类不宜捕捞。与其橱窗式经济模式匹配的是橱窗式的环保治理。遍布全国的、构成全国环境基础的非著名的小河流、小湖泊污染的毁灭性程度更是让人绝望。而这些小河流、小湖泊基本不在治理之列。

六、涉农问题



经济的发展却并未能广泛的惠及人民，绝大部份农村地区的贫穷、落后的现状超出了世界的意料。虽然不再征取农业税，却并未改变人民贫穷困顿的现实，因停收的税只是导致人民贫弱不堪的多种原因之一。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权实际上完全由国家权力控制。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逻辑：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由共产党垄断，共产党又由官僚集团掌握，于是，由极小一部份人构成的共产党官僚专制集团就是最大的地主，它拥有中国所有的土地，而十亿农民终生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却没有土地所有权，这是极端不公正的。

在今日之中国，一点二亿农民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奴工群体。他们没有人的尊严，终年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劳作，每天的工资却只有一点五美元，甚至更少，就是如此微薄的工资也经常被雇主拖欠。农民工虽然人数一亿多，但由于被剥夺了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利，他们只能以单独的个人来面对收买了腐败权力的强势资本。显然，穷苦的农民工，作为个人，在强势的资本前极为脆弱，这也是农民工权利被侵害的基本原因。

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后，权力急剧腐败。由腐败权力主导的经济改革，处处显示出忽视广大底层民众利益的特性。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正是在所谓“医疗改革”的过程中，70％的中国人被排斥在公益性医疗保障体系之外，而昂贵的医药费又剥夺了他们生病就医的实际可能，以至于在相当一部份农村，发生老年者一旦患病，便只能通过自杀来解脱的惨剧。

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教育产业化”，也同样表现出严重损害底层民众权利的趋向。九年义务教育在相当广泛地区并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有效支持，高昂的学费又使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成为底层民众的噩梦。被腐败的国家权力所垄断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系统，也日益腐败化，甚至沦为学术官僚敛财的私器。与之同时，为支付子女的学费，许多底层民众的家庭已至心力憔悴、灯枯油尽之境，这几年，因孩子考上大学而父母自杀的事件屡屡见诸媒体。而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官僚集团每年的公款吃喝达四千亿元，公款旅游达四千亿元，公车花费达四千亿元（按：人民币）。

七、司法的反动已至极致

今天，腐败的司法的反正义、反法治原则的行径已至极致。非立法机关的最高法院，以不断出台阻绝公民维权的司法文件来配合当权者对人民的掠夺：强制拆迁案不得受理，失地农民案不得受理，经租房案不得受理，复转军人案不得受理，国企下岗职工改制纷争案不得受理，法轮功案不得受理……。对人类司法精神文明的反动已至毫无底线的地步。河北、内蒙发生的类似聂树斌被冤杀后，为了掩盖罪恶，司法机关公然拒绝追诉真凶的现实表明，执法者的人性及操守已远在杀人者之下。

八、日常化了的普遍灾难

每天普遍而广泛的苦难已日常化，以八月三十日同一天《南方周末》报导为例，七月二十九日，河南三门峡煤矿发生透水事件，六十九名矿工被困井下。八月十四日，湖南凤凰县在建大桥突然垮塌六十四人死亡。八月十七日，山东新泰华源煤矿发生溃水事故，一百七十二名矿工被困井下，迄今已三十天未能救出，生还渺茫。八月十九日，山东邹平发生铝厂爆炸事故，十六名工人当场遇难。八月三十日，北京房山区小煤矿冒顶坍塌，施救不到四十八小时，当地政府做出不再施救的决定，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当地政府下令阻工人自发施救，工人刘国军等人一直被关至两位工人活着出来，结果一百三十二小时后，奇迹，实则也不应算得上是奇迹，压在井下的两名工人经过顽强、自救后逃生成功。期间只能互相喝对方的尿液互济，事后许多人讥讽说，幸亏当时埋在井下的人不知道政府已做出不能施救的“科学决策”，不然活着出来还是非法的。

亲爱的女士先生们，我的言论和发表文字的权利已被中共政权以最原始的手段剥夺达一年余。提起笔即被一种不能遏制的感情所充满。基于以下的坚信，即：我坚信上述罪恶公然的存在，同时也冒犯了含诸位在内的全人类的正义感和自由感。我坚信诸位与和我一样会认为，在这样的真相面前无动于衷，那就是放弃了人应有的感情和责任。我坚信，诸位与我们一样，也意识到西方的政治和经济都是在以牺牲伦理价值来换取眼前利益。我坚信，大家与我一样地渴望并愿努力、致力于去彰显人类理性的力量：改变暴政，制止罪恶，结束全人类共同的尴尬。坚信诸位与我一样认识到，权力的专有及符合这种专有规则的代代传承，是将全体中国人当成私有的牲畜一样传承着，获得这种传承者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和道德，而是因为他们的缺德。这种存在如不尽早改变，将有辱人类理性。诸位和我一样坚信，满足邪恶体制举办奥运会的要求，是奥运史上的一个黑暗事件，是一件令全体人类蒙羞的事件。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撰写这样一封信是一件沉重的事。如果这种罪恶在中国仅仅发生一例或数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和我一样义愤填膺。而在今天，这些惨绝人寰而又无处不在的悲剧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许多人反而有了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感觉。因为中共多年来得以维系统治，就在于它有目的地用暴力去打击和用谎言去麻木我们的良知，它依靠着一天天地腐蚀我们的道德而拓展它从民众无可奈何感中派生出的被动支持，直至把相当一部份民众的道德底线降低到为中共的暴行辩护的时候，它的政权基础就暂时得以稳固了。今天，中共正在把这种道德腐蚀的战略推广到全世界，如果奥运会得以让中共主办，那就是宣示着中共道德腐蚀策略的全球性成功。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一个社会有道德、法律、舆论、监督、权力制衡等种种自我免疫于重大罪恶发生的机制，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安全而不是恐惧之中。而当我们看到那遍及全国的反人类罪以及司法、媒体、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人类基本是非感的恶行，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社会的免疫保护机制已经被摧毁殆尽。这些摧毁并努力防止这些免疫机制重建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如果你们出于对“法制”的关注而关注我这个律师的话，我想直言不讳地提醒诸位，没有比我这个受害人更渴望着司法的公正，而中国共产党只要存在一天，司法的公正就不可能实现。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的公正的威胁”，在中共的逻辑中，这个问题恰恰是反过来的，即“任何地方的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的不公正的威胁。”即使公正不想与邪恶为敌，邪恶也会以公正为敌，因为公正存在的本身就挡住了邪恶行恶的路。




9月23日，秘密警察将高智晟从家中带走。人权圣火传递将从比利时开始，在火把上系上黄丝带，以示对高律师的支持和声援，直至他获得自由。（法新社）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在中国的当今，有令人沮丧的一面，也有令人感到希望的一面。令人沮丧的是，中共大小官僚在抢劫民众财富中达成了默契，从基层官僚开始自下而上的层层贿赂，和从高级官僚自上而下的层层保护，使中国官场形成了一种官官相护的病态平衡。这种平衡甚至带有某些生态系统的特征，能够容错、自我调节、自我适应和自我组织。这种病态平衡的生态链，成为中共行恶却未被推翻的重要支柱，即使作为胡锦涛与温家宝个人，无论他们抱有什么样的美好愿望也无能为力去改变。而令人感到希望的一面则是，无论是法轮功还是基督教等信仰团体，他们通过对信仰的追随，正在重建他们的道德。他们通过自己的苦难承受而选择了不与这个散发着腐臭的病态平衡同流合污，他们对中共暴政的和平的公民抗命行为正在扭转着中国的命运，并成为未来中国稳定与发展的基石。这种自下而上、自内心而改变外在的道德觉醒正在社会各阶层迅速延伸，在消解着中共维系的病态平衡的同时，推动中国向良性方向发生和平转型。这些团体是每一个想与未来的中国打交道的政治家都不能忽视的力量。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改变中国似乎如此之难，因为中共所欠下的八千万条人命成为它背不动的血债，并由此比纳粹党更加不可原谅，正因为深知于此，中共才在六四的时候屠杀了那些要求民主的学生；而在另一方面，改变中国又如此之易，那就是每个人内心道德良知的复苏。在这方面我也渴望着国际上的正义力量大有作为，如果国际社会能够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地支持那些真正揭露中共罪行的自由媒体，支持那些突破中共网络封锁而将真相送往中国大陆的努力，支持和平告别中共、复苏自己良知的信仰团体，中国很快就会发生改变。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完全有能力立刻行动起来，制止中共反人类的一切暴行。就像里根总统说的那样：“我们不做，谁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
最后，我想以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此信的结束语：“放眼世界，我们要建立四项基本的人类自由，首先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其次是每个人都有用自己的方式向上帝表示崇拜的自由——在世界所有的地方。第三是摆脱贫困的自由。第四是摆脱恐惧的自由。”

当我写完这封信时，得悉布什总统声言要参加明年的奥运会。恕我粗鲁，我在这里要藉此喊上一句：总统先生您要干什么？您看看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时，里根总统是怎么做的？藉此也提请朋友们，期望参众两院的朋友们也能像一九八八年时的汉城奥运会那样：为人类文明建功立业。

耶稣说：“要爱人如己”。那些在中共牢狱中挣扎、那些在中共酷刑下呼号、那些因中共迫害而颠沛流离的人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当中共用礼炮、红地毯和香槟去欢迎各国政要，当北京上海的摩天大厦和辉煌灯火营造出一片繁荣和平的景象时，请想起那些在痛苦与黑牢中度日如年的人们。愿上帝保佑美国，愿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正义感、责任感和坚强的决心，愿自由之光早日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上，让邪恶无所遁形，让被迫害的人们不再痛苦。

致上

祝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平安，健康！

高智晟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