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布达拉宫(AFP/Getty Images)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在1951年以前的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藏的噶厦政府和中国政府一直相安无事。西藏问题如此突出是中共执政后，特别在1959年，这年成为西藏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西藏事件」发生，达赖喇嘛开始逃亡。而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班禅喇嘛，因为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被无休止的批斗、劳改，文化大革命更是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年。达赖喇嘛逃出中国后，于60年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
近50年来，以北京为首的中共政府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各执一词，使人们很难分清事实的真伪。要真正了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就要走进历史，看看究竟什么使双方矛盾持续至今。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双方如此不能调和。
一．1949－1959年的西藏
西藏有着它独特的地缘条件和宗教文化。位于世界屋脊的西藏几乎是与世隔绝，这使它在过去的数千年保存了独立特有的藏传文化。藏族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而且极为虔诚，许多人都将宗教信仰放到超越生命的位置上。那些磕头长跪（走一步双手匍匐在地叩拜一次），步行数千里到拉萨朝圣的人就是他们对宗教虔诚的最好证明。当有人破坏他们的信仰时，是西藏人最为痛心疾首和不能容忍的。
1949年前的西藏和中国历代政府——包括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和平相处。藏汉之间并无矛盾。由于进藏交通不便，巍峨的雪山阻挡了殖民者的脚步，也阻挡了西方文化对西藏的入侵。藏族人生活平静，那里是一块唯一没有被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侵染的净土。
一直以来，中共把1949年之前的西藏定性为「农奴社会」，而且还是「最反动、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社会，所以「祖祖辈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万农奴日夜盼望「救星毛主席」和「救星共产党」。
事实上，当时藏民的生活也没有那么悲惨。藏民档珠曲忠解放前是西藏最贫穷的人家之一，她说：「我是中共所说的农奴家庭，我家的六口人拥有围墙院落的二层楼房，楼下是关畜牲的，有四条牛、二十七只羊、二匹骡子，还有四亩半农田，家人在吃穿上没有任何困难。」（摘自王静雯《西藏咏叹调》）
但随着国民党兵败大陆，进军西藏的日程提到共产党人的时间表上。1950年1月22日毛在访苏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摘自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后来成了中共对西藏的指导政策。
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进攻，很快就打败了只有八千余人的藏军。两天后攻克昌都，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随行人员，打死四千余藏军（出自《维基百科》）。但继续进军西藏，共产党的军队却遇到困难：没有公路和铁路运输，兵力和后勤补给都很困难，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藏民善于骑马，英勇善战，地方武装不可小视。这一切都使毛进军西藏的计划受阻。于是毛决定搞谈判，以换取准备时间。
同样，初次较量失手之后的西藏噶厦政府自知根本不是强大的解放军的对手，也在寻找谈判的机会。1951年4月，曾被共军俘获的阿沛•阿旺晋美率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谈。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同中共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共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从内容上看，这个协定很公正，完全能够保证西藏人民应有的权益。如果上述各项都能保证落实，西藏是不会有问题的。这十七条也仅仅存在于纸面上。毛的目的是用武力彻底征服西藏，只是当时准备还不充分，他需要时间。在此后几年里毛表面上极力安抚达赖和班禅，好言相劝，温柔有加，暗地里却加紧军事步伐。一伺时机成熟，中共就率先将自己亲手签订的条约撕毁。一九五六年初，通往西藏的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他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出自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7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狂潮刮到西藏。就像中国其它地区先后出现饿死人情况一样，西藏人民生活也陷入极端贫困之中。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却吉坚赞曾给北京当局上交「七万言书」指出：「西藏实行人民公社制以后，每个藏民只剩下一身衣、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样私有产品。很多人吃不饱，只能吃牛马饲料食，最后连树叶、树皮、草根、草籽都拿来吃，不少人家死光了。他回西藏时，很多藏民拦着他长跪不起，流泪向他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亡。」
班禅还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0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由于大跃进的恶果，藏民开始抵制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不少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对待此类冲突，毛的一贯政策是以暴制暴，靠武力镇压，这就导致矛盾更为激化。
十世班禅后来在1987年3月28日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对此描述说：「果洛州在杀死了许多人以后，将尸体从山上滚到山脚埋好已挖好的坑内，然后，军队以『庆祝消灭叛匪』的名义，强逼死者亲属在上面跳舞。随后，又将全部亲属用机枪扫射杀死。如此对康、安多地区的人民实施前所未有的压迫与残害，以及将西藏人十个、二十个地成批屠杀所造成的仇恨依然被西藏人所牢记。」
中国军队的机密文件《第十一师的总结》中记录了从1952年到1958年间，该师在安多甘南地区即平息叛乱九百九十六起，消灭一万余西藏人的情况。安多果洛地区，1956年有人口13万余，到1963年只剩6万余人，人口足足减少了50%。（见《中国之春》中文版，1986年6号）
随着情形不断恶化，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达到顶点。当天，中共当地驻军要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看文工团的演出，并规定不准带任何人，只允许一位仆人随从。由于此前很多西藏官员和僧侣贵族被召去开会后失踪，藏民认为中共要劫持达赖喇嘛，于是包围了布达拉宫，不让达赖前行。数千人上走上街头，高呼：「汉人滚回去！」
中共得到这一消息后，迅速做出反应，将这一事件定义为「藏人暴动」。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87页）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出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90-91页）
一直以来毛想靠「一次会战全歼敌人主力」来彻底消灭西藏反抗力量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军队在得到命令后便大开杀戒。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就有约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打死。随后在其它地区的镇反运动中，将各地的藏民毫不留情的镇压掉。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会的一份1960年机密文件中，记叙了从公元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间，仅仅在西藏中部卫藏地区就消灭八万七千名西藏人的情况。（出自《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2002》）
1959年事件被中共定义为「暴乱」，而藏民则声称他们是「抗暴」。孰是孰非？如果藏民有暴力行为的话，那么中共的行为则无疑更暴力、更血腥。短时间内打死如此多的藏人，无异于一场屠杀和清洗。这件事成为此后西藏问题持续不断争斗的焦点。以后历年的这个时间，藏人都会纪念1959年被中共杀死的藏族同胞，这也是日后1989年和今天再次发生冲突的原因。
二. 1959－1976年的西藏
1959-1962年由于大跃进，三面红旗政策的失误，中国普遍经历了三年最困难时期。这期间，西藏亦未能幸免。十世班禅在这期间在西藏各地考察，亲眼目睹了藏民的悲惨生活，写下了「七万言书」。书中对当时藏人的生活有如下描述：
「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藏民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不光物质生活条件的恶劣，共产党最拿手的阶级斗争也在西藏开展起来。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進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可以说在西藏发生的一切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不会陌生。所有这些暴行，都是当年全国各地类似情况的翻版。不仅仅班禅，其他稍有地位，甚至曾对共产党和平解放立过大功的人员都遭到批斗、劳改和游街等惩罚。物质上的贫乏，精神上的折磨，藏人都能承受，但最让西藏人不能容忍的莫过于共产党对佛教和藏人心中神圣信仰的践踏。
与内地「破四旧」行为类似，西藏当时有「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各地都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進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出自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藏族女作家唯色在出版的《劫杀》一书也记录了中共强迫尼姑和尚进行性交，对于那些稍有不满的僧人即牢刑侍候，被关被杀的僧人不计其数，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
正是由于班禅的「七万言书」记录了实情，逆了龙麟，使他遭受和彭德怀一样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中被投入监狱近10年。而有幸逃出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印度情况则好得多。他领导的流亡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护西藏文化和推进藏人的教育事业，受到流亡藏人和中国藏区的藏人拥护和赞扬。在西藏境内，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藏族共产党干部，也偷偷地把自己的子女辗转送到印度，以便接受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免费初等和高等教育。
中共的错误政策终于在文革达到高潮，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风使西藏变成了一个极其野蛮的地方。中共一方面加紧对藏民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大肆破坏藏族的文化和人民的宗教信仰，极力诋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形象。一群群被中共鼓动起来的红卫兵们，在西藏进行疯狂的打砸抢行动。他们在大大小小无数个批斗会上，将藏人毫无缘由的殴打致死；手持铁锹、镐头冲进寺院，销毁佛像，焚毁经书，砸烂法器，将整个寺院夷为废墟。被红卫兵洗劫后的西藏，惨不忍睹。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 「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后来仅存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甚至连藏人心中神圣的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摘自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从公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间的三十年间，由于中共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一百二十余万西藏人的丧身。
藏民的祈祷彩旗(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三．西藏的经济
共产党对西藏的统治，不仅表现在镇压藏民，压制信仰，剥夺人身权利上。经济上，中共对西藏的破坏更是让人无法容忍。经历完文化大革命后的西藏人生活已是极为贫困。一九八零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西藏视察，痛心地发现，「八零年的藏人生活水准竟还不如三十年前。」「从前在西藏很少有乞丐，而当时仅在拉萨就有近万名乞丐」，中央三次派到西藏访问的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哭诉所遭遇的苦难」。本来，西藏地域广大，富有资源，养活当地人口是绰绰有余的。在西藏探明的126种矿产中，铀、铜、锂、白硼砂、铁等的储存量居世界首位。独特寒冷的高原气候，造就了高质量的木材，使那里成为中国最大的林区，仅靠出卖自然资源，西藏人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就如同大庆一样，按过去四十年的产油量计算，大庆应该是比沙特阿拉伯那些中东国家更富得流油的地方，但事实是大庆人至今连小康都没达到。究其原因乃是中共独吃独占，将所有利益抓在自己手上，当地人根本无法从中得到好处。同样，中共对西藏近乎掠夺的开发和不计后果的开采，彻底破坏了那里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系统。
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仅从阿坝运往内地的木材就可环绕地球十三圈，砍伐量高达一亿多立方米。如此巨大的利润全归中央，当地人根本无法分享。另外，在开采矿产资源时，胡乱开挖，废弃矿井不及时回填，随意丢弃有害矿渣，污染水源，汽车肆意碾压草原，破坏草场，外加砍伐巨量森林，任意倾倒核废料，对西藏脆弱生态环境的造成致命打击。中共宣传在建国后中共对西藏投入了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说明从西藏掠夺了多少。50年来中共对西藏总的投入还不及从西藏攫取财富的一小部分；而造成巨大的生态环境破坏，则需要数十年，几代人的代价去恢复。
有人总结说，「中共统治西藏，使西藏的富人变成了穷人，却没有使西藏的穷人变成富人」。共产党所一贯吹嘘的「西藏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藏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是真的，也是后二十年取得的成绩，应该不包括前三十年的统治。
四．文革后的西藏
1976 年，毛终于逝世，他的错误政策亦随着他的死而被抛弃。掌握政权和军权的邓小平开始调整对西藏的政策。他释放了班禅喇嘛，并对来访的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表示：「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但有一点：「如果达赖回国，必须常驻北京」。这就是说，邓小平许诺给达赖的一切官职都是虚的，达赖回国后不可能和藏民有什么接触。说得更明白一点，他会被软禁在北京。而达赖一旦丧失人身自由，共产党再拒不履行自己对西藏的承诺，对西藏来说无疑是人财两空：丧失了达赖喇嘛，共产党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海外的西藏流亡政府瓦解掉。那时达赖想后悔都晚了，所以双方谈判再次失败。
中共一直宣传的是达赖喇嘛想搞分裂、想西藏独立；而达赖喇嘛多次明确地表示：西藏追求的不是独立，而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地区自治。他希望北京当局同意以「一国两制」作为西藏自治的基础，并就自治问题与北京展开了数十年的谈判。但谈判至今没有任何进展，达赖喇嘛无奈的表示：「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寻求独立已经说了千百遍了，就像念六字真言一样经常在念，他们还是不相信。」（出自达赖对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的采访）
不是共产党不信，而是在他们的眼里，宁可用武力维持西藏的现状，也比让达赖喇嘛回来治理西藏要好。只要共产党还说了算，他们在西藏的利益就可以不受损失。而达赖喇嘛已经七十三岁了，他的时间不多了。共产党完全可以靠时间来拖延。只要能应付一天，他们就不会让达赖回来。所以中共不断的往达赖身上泼脏水，说达赖要独立，是分裂者，把和谈不能继续的责任全推到达赖身上。
这种毫无进展的状态持续到一九八九年。这一年，西藏风波再起。1月28日，十世班禅在西藏视察文革灾情时突然病逝。因为死得很突然，西藏人心震动，传闻四起。甚至有说班禅喇嘛是被陪同他返日喀则的胡锦涛下令毒死的。三月五日拉萨爆发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骚乱持续了两日。不久大昭寺升起了一面雪山狮子旗，当几十名僧尼走出大昭寺时，人们跟随她们高呼：「坚决要求严惩迫害宗教人士的凶手！」「处死杀害藏人的武警！」
然而此事被中共认定为西藏独立的先兆，遂大开杀戒镇压。当时胡锦涛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指挥着戒严部队。这次镇压后，作为藏族知识份子的僧人遭到大清洗。他们被强迫表态与达赖决裂，不少不接受「新戒律」的僧人被赶出了寺院，仅桑东巴日寺就有二百多名僧人被赶走。（摘自王静雯《西藏咏叹调》）。据估计：「当时约有八十至四百人丧生，而中国政府却声称只有十一人死亡」。另据当在西藏的中国记者唐达先所说：当时的镇压使四百余西藏人被集体屠杀，几千人受伤，叁千余人被逮捕。」（参见《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
胡锦涛因为这次对藏民的镇压果断、毫不留情而被邓小平看中，与另一位在中共六•四屠城中有功的江泽民，分别被邓钦定为中共第四代和第三代领导人。这两个人都是靠着屠杀挣来自己身上的龙袍。
一次次反抗虽然都被镇压，但藏人心中的不满和怒火却没有被扑灭。他们心中所有的仇恨，都一点一点积蓄着，等待着总爆发的一天。
十世班禅死后，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的工作就显得很重要。1995年，位于境外的达赖喇嘛宣布他发现了11世班禅喇嘛。1995年5月14日，一个生于 1989年4月25日的六岁男孩，名字叫根顿-卓基-尼玛的，被正式任命为第11世班禅喇嘛。但是三天以后，根顿-卓基-尼玛和他的家人就神秘的失踪了，至今音讯全无。
同时，中共官员们声称他们发现了「真正的」班禅喇嘛。一个1990年2月13日出生，名叫佳尘-诺步的男孩，被在庙里册封为十一世班禅。无神论的共产党公开在报纸大肆宣扬他们找到的这个灵童如何神奇。一个一贯声称没有轮回转世的政府，这次煞有介事的介绍起了转世投胎，并信誓旦旦宣称他们找到的才是真正的十世班禅投胎转生之人。尽管人们不相信佳尘-诺步就是真正的班禅，但他仍被共产党像扶植满洲皇帝一样扶上宝座，开始坐床。回顾这位少年班禅的公开言论，身为藏人的他，心却紧靠共产党，屡屡谴责藏人的「破坏行为」，遵循共产党的谆谆教诲。现在，这位灵童已经18周岁，长大成人的他有一张清瘦狭长的脸庞，颇不像十世班禅那样面阔额宽，宝相庄严。
弹指一挥，时间又过去18年。这期间达赖喇嘛和北京的谈判依然毫无进展。北京政府明知达赖不寻求西藏独立，但依然指责说他是藏独分子，是分裂者。在这种论调下和谈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主张赢得西方社会的普遍同情。多国元首接见了他，并授予他众多奖项。由于他与印度圣雄甘地，美国著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不谋而合，最终在1989年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个极大的荣誉，代表了全世界对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肯定。
消息传来，许多藏人眼含热泪，对天祈祷，有人甚至走上街头高呼庆祝，但他们很快被北京政府再次镇压，许多人被投入监狱。随之而来的新一轮高压管制比以前更为严厉：藏人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甚至在家中收听或观看有达赖喇嘛自传、讲经或教诲的录音、录像带都会被逮捕和监押（1991年伦敦出版《对龙的迎战：西藏人权》33页）。与其说1951年解放军解放了西藏，不如说共产党把西藏人关到囚笼里。在「被解放」的五十年后，西藏比原来的 「农奴社会」更没有自由了。
虽然大的抗议都被镇压，但藏人的示威活动不断进行。据统计，从1987年9月到1992年间，在整个西藏范围内发生的和平示威游行至少有一百五十次（《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2002》）。无一例外，所有这些抗议活动都被中共镇压下去，消息也被严密的封锁了。50 年了，共产党一直靠暴力压制藏人心中的不满情绪，维持着西藏表面的平静。而要知道这种不满情绪是压制不住的。要真正消解它，必须给藏人以自由，尊重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让他们实现自制，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要求藏人不去向后看，但必须给他们一个可以接受的、不受压迫的未来；可以把以前的血债一笔勾销，但得保证以后这类罪行不会再犯。如果让藏人以后依然生活在一个同以往一样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未来，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
去年，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旅游者和外来投资者的脚步，彻底打破了高原的宁静。越来越多的汉人来到西藏，使藏人成为那些在自己家门口被孤立和边缘化的人。要想生存，必须会汉语，不会汉语便找不到工作。而与那些从温州，四川，云南等地进入西藏的经商人士相比，藏人不论在资金、经验还是在知识、学历上都落后许多。所谓的开发西藏，带动经济发展，实质上带给西藏人更多的则是危机和不确定。面对这个全新的环境，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竞争。在残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各种西方思想和国内不良习惯的渗透下，迫于生存的压力，藏人也渐渐将传统抛弃，将信仰置于一旁。没有藏民生活方式的西藏，也就不能称之为西藏；失去了佛文化的西藏，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魅力。而这恐怕是许多人最不愿看到的。
今天西藏再度发生动乱，是几十年来历史问题总的积聚，也是今天中共仍沿用那种强硬铁腕政策对待西藏人民造成的。在50年前，甚至在20年前，中共还可以将信息封锁，对外否认对藏民的镇压，将真相掩盖起来。但在今天这个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资讯获取和传递异常便捷，想再封锁就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了。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关注着中国，都在关注着这个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将怎样对待他统治下的国民。
名词解释:
活佛
主要是汉族民众对藏族地区的一些转世修行者的称谓。活佛并不意味着是「活着的佛」，一般活佛都不会如此承认。
当活佛圆寂后，寺院会使用不同的仪式，寻找活佛圆寂后出生的婴童。从中选定一名作为先辈活佛之转世的灵童。而后灵童会被迎入寺中，继承先辈活佛的宗教地位。
达赖喇嘛
藏文拼音：Dalai Lama，是藏传佛教中格鲁派（黄教）的领袖，即地位最高者。 「达赖」在蒙古语中意为「海洋」；「喇嘛」是藏语古对上师的称呼，也隐含着「智慧」之意。 「达赖喇嘛」通常指「智慧深似海」。
达 赖喇嘛被视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藏语中叫做「Spyan-ras-gzigs」。西藏人称达赖喇嘛为「嘉瓦仁波切」（Rgyal-ba Rinpoche），即伟大的保护者、法王；或「益西诺布」（Ye-shes Nor-bu），充满喜悦的宝石、如意之宝；或昆顿（Kundun），即有求即来。同时，藏人还称蒙古的可汗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满清皇帝是「文殊师 利菩萨」化身。
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朱巴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于1391-1474年在位。现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1935年7月6日出生，之后被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
1940年2月5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准其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同年2月22日，不满5岁的达赖在布达拉宫坐床。
1959年西藏事件发生后，达赖开始其流亡生涯。尽管中共政府一直称其为「分裂者」，但达赖在藏人心中和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至今仍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获得了极多的荣誉，最引人注目的是1989年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班禅喇嘛
是活佛「班禅额尔德尼」的简称，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 「班禅」意为「大博学者」，是「月巴墨佛」即「阿弥陀佛」的化身。
「班禅额尔德尼」这一称号来源于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树立另一领袖，以便分权统治；「额尔德 尼」是满语词，意为「珍宝」，并加封以前各世班禅，从此这一活佛系统得此封号。其驻跸地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康熙授予五世班禅喇嘛金印、金册，确定班禅 和达赖的同等地位，「互为师」，谁大谁为师。班禅的影响主要在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
班禅额尔德尼被藏人视为「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的化身，最早拥有班禅称号的罗桑却吉坚赞（四世班禅）是五世达赖的老师。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彼此间会相互学习，素有「教学相长，互为师表」的特色。
噶厦
官署名。藏语音译。即西藏原地方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