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伽利略黄万里先生
地震了！大悲剧发生！人死了！人，不能复活？！
人们在信息匮乏和信息爆炸里徘徊。人们按照各自的宗教情怀和政治原则，发表对于死难的看法。没有人会单纯幸灾乐祸。因为，出于一种消除人祸的理想，他们认为政治上的灾难，和自然灾害紧密联系--这也是著名学者阿玛雅。森的看法--那是他对于饥荒和专制极权之关系的看法。
现在，政治上的禁锢和政权、政府的救难联系在一起，人们很难对于政府的行为给予一如震前发出的批判。所谓投鼠忌器的担忧，和对于温先生行止的评价，都出现特殊的背景甚至语境。我个人，很是赞赏温先生不顾高龄赶赴现场的毅然行动。（一如一些作者所言，其他更加年轻的政客，不知道何以不去现场，龟缩京都省城......）
我不知道在历经了几十个小时，错过黄金搭救时间以后，他们到达汶川的实际意义，加上在几乎超过七十小时的时候，才传出接纳国际救援队的信息，作用如何。不知道军队是不是因为雨天或者道路障碍，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不赶到现场。不知道温先生控制和指挥军队的权限究竟有多大。......但是，在这个复杂而悲哀的时刻，人们尽管可以按照自由的权利批评所有官方决策和官方媒体，但是，几乎多半中国人，现在疏于谈论政治和宗教。
难道人们真的可以在孩子的尸体上解读文化和精神元素吗？至少，我个人脑子空白，只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而挥之不去。这个问题是，汶川地震是不是一个先兆--一个更大更残酷更绝望悲剧事件的先兆。在这个预感的强烈启示下，才出现对于整个地震的描述和阐释的冲动；并且，逐渐回到思索的状态而非怆泣的状态里去。
这个先兆是不是可以描述，可以预测，则完全没有把握。而且，正是在这个前提上，我还是回到了政治－自然之关系的课题上，做一个可怕的预言--但愿，这个预言，只是我的愚人之幽默，愚人之蠢话，不会变成现实。这个预言是什么？就是：汶川悲剧只是一系列悲剧的序曲！
为甚产生这样的感觉？来自人们对于汶川地震非常常见的解读。也就是说，汶川地震和今年年初的冰雪灾害，缘于三峡的建立改变了地质和气候，乃至出现整个自然界的反馈和报应。这个报应，正在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使之发生一种也许是可怕的未来毁灭。这样，未来三峡或许出现的灾变，将把汶川事件转变成为众生之灭的悲剧之第一幕。这个先兆现在强烈地暗示中国人。
再早，中国的伽利略黄万里先生，他可是犹言在耳。我们也许在2008年这个"八"字的年代，得到了类似耶稣对于耶路撒冷人不听劝告而带来的巨大惩罚。上帝不救他的意志违背者。这个事情，是不是天意，是不是现实，我，不知道。但是，在有限的层面，中国人和中国政治违背自然之神的意志，随意改变上帝恩赐的自然环境，破坏养育和呵护中国祖先、今人之长江大河（黄河），至少在"天怒"这个层面上，得到了回应。人们正在因为这个"罪过"，成千上万地死去。那些压在水泥板下的孩子们，和耶稣谴责过的耶路撒冷的孩子甚至孕妇，究竟，是不是时间上的对应呢？但愿不是。
以泪洗面的看客和愤怒大叫的评家，是不是因为上天的不公和惩罚，而归罪于政权呢？也是众说不一。确实，这个判断，也许，并不全面的--客观事务和主观事务，在哲学史上，已经逐渐消除了他们的界限，于现象学，更早，于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人们还能不能抓住什么来解释这次悲剧的天意呢？
我们只能从上苍的层级，逐渐下降，做出解释。一个明白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政权，破坏了长江大河对于我们的养育甚至保护，致使祸端不绝。三峡造成的气候和地质原因，如果不是政治，难道还有什么更加合理的解释呢？虽然，印尼和美国的灾难，甚至更早的西班牙瘟疫和庞培的毁灭，也许，确是天意，但是，我固执地认为，如果人祸加于汶川，就是因为我们正在破坏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地人文之精神。这也许还不是震怒上帝的时间。
震怒上帝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就是三峡或者整个中国自然秩序的破坏那一刻--那是一种积累，一种演变。那时，我们将最终放弃了自然神的呵护，使其愤然离去。那个时刻一旦到来，改变将是十分可怕和绝望的。那么，不改变的前期是什么？就是顺应上帝或者自然神的意志，恢复长江大河原有的生态环境。但是，汶川地震说明，这个改变和毁灭已经开始--这是真正天怒人亡（人已不可有怒！）的起点！
这个灾变，如果仅仅是一种小说或者诗歌描写的黑色幽默，将是我们最大的幸免！如若不是，那么，汶川成为悲剧序曲的可能性，就会存在。于是，自然和政治课题的分离或者疏远，都将取决于我们今后的选择--或者是宿命式的选择--自由式的选择，就是被不自由所桎梏--
我们是否可以突破自由就是不自由的选择，现在根本看不出来。
如若国人之命运果真如是，那么，就不是天将降大任而是天将降毁灭！在我们的"庞培"覆灭或者拯救的课题上，政治是不是第一步小拯救，人们难道还不能顺次推导，得出结论吗？如果按照森的看法，1959年的饥荒，是一种政治，2008年的地震，难道不是吗？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人，国人，是不是受约上帝，就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人，是不是可以变换上帝对于我们的孩子，妇女的大冷漠，也取决于人们是不是接受上帝的拯救。
顺应了汤因比的说法，就是：人类其实拯救了上帝--我们的解读是，西方的上帝恺撒论和他们的政治建设，恰恰就是对于上帝拯救的认可--这个认可，就是互补于上帝对于人类的拯救之道。否则，一切都会受到他（HE）的惩罚。
于是，路径出现歧途--一方面，是国人不太顺应类似新约的耶稣劝告，一意孤行；抑或，上帝正在试图给他疏忽的东方之国，一个天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要中国人在毁灭后重生。事情要是这样，汶川课题引发的议论，就变成小小不言的毛毛雨了。
换言之，是不是在所谓"宗教"意义上，我们正在顺着这条类似卡赞札基所谓犹大耶稣勾结，以基督之死换生新世界的道路上漂流而去呢？
我们是不是像犹太人不听耶稣警告一样，还是一般性地掩埋好同伴的血迹，又从容上路，一返故道，于汶川地震之后呢？
如果事情就是如此，那么，上帝之戒，之罚，他带来的毁灭，也许就真是未来，而非未来主义的现实。于是，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角度上，都不愿意迎接这样更大的悲剧。
知，还是行？行中知之，抑或相反？古人和近人都讨论这个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是无法讨论的。就像一些西方人说的--我们无法讨论上帝（的存在）。
下降一个层次，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可以得到启发，应该不是就事论事的研断，而该是对于再毁灭的忧虑乃至警惕；如果我们根本无法带来汶川地震后，对于三峡未来的忧虑和警惕，并且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事态更加严重，那么，所有现实，理论和哲学，都会成为映证更大灾变的事后叙述，而非预警。如果我们只是记住了汶川，忘记了三峡，一旦黑色幽默或者一点也不幽默的毁灭出现，我们难道可以逃到我们的"埃及"，可以避免我们的"耶路撒冷"的毁灭--难道我们仅仅是毁灭过"三次"吗？
如果三峡出现灾变，我们的汶川，就是以小灾迎接大灾--我们难道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一、两千年以后，再在毁灭后重建国家吗？
中国民族是不是经受得起这样的考验呢？
我们的文化和以色列浪迹文化，不灭的耶和华精神即有神论，难道可以互相模仿和复制吗？
我们一旦失去家园，代替我们的又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回到我们的"哭墙"，来号哭失去的一切吗？
所以，我们在悲恫汶川的同时，至少，要考虑到森的灾难政治论。也许，他会帮助我们从小层次的政治经济论上，得出结论。
还是那句话，自然法则，只要涉及"法则"这两个字，就关系到人类对其之解读；人类解读一出现，人类的政治见解就会随之出现；人类的政治见解一出现，势必产生森式批判--这个批判，不是对于一事一物，一是一非，而是理据政治，经济乃至自然法则。否则，政权的枭小意志将会把我们自灭于上帝，自灭于长江大河，自灭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