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变对立两行为五行
如果姜汤能够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但如果把挂吊瓶当炫耀另当别论。富人到西医院看病我不是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西医的发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的，既便是西医，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仅是安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我何不让富人花大钱去当实验品，而我选择保守疗法呢？中国人明白偏方治大病、四两拨千斤的道理，知道人不可貌相，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知道有藏龙卧虎的事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所以并不因中医从门前拔两把草药治病而小瞧它，也不像有的人那样认为这是欺骗而悲哀。
中医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审视西医的立脚点，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这是很难得的。为什么非要把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行为理解为是光大国粹呢？难道医生研究病毒是为了传播病毒？如果我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用中国之石，攻西方科学之玉行不行？我打磨一个中国金刚钻想揽西方的瓷器活可不可以？捍卫科学可以，但不是这么个捍卫法。把西医的人体纯净思维方式用在捍卫科学上就会把中医理论当成是与科学理论尖锐对立的敌人。
以科学名义对中医赶尽杀绝是陷科学于不仁不义之地，非真正热爱科学之士所为。批判的逻辑把人分成对和错，智和愚，好和坏。贵和贱，其功能不是知识和理论的互补，而是排除异已，外带价值评判。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学术之争中充满了讽刺、讥笑，污辱和漫骂。一开始我还认为这是修养问题，后来认识到这是逻辑问题。这个逻辑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尊重人，否定别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难道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是反人类的？
对中医废医验药派之偏可以从治国之理上看出。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正是一段时间以来侧重用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形成了药物迷信和药物依赖的治疗结果。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总认为世上存在一种灵丹妙药，只要找到这种药，就能把中国的病治好，很多人相信自己找到了这一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结果全用在了祖国母亲身上，直治得母亲心虚气短，有气无力。如果这时有人说，停药，休息养生，恢复阳气，只用点健脾胃的药调养。你是不是认为这人不是医生，不科学？如果我们把医理解为药，那么就会药外无医、治外无医，我们就将陷于药和治中不能自拔。
正因为中医有理论，所以他才能在用药时是医，不用药时也是医。古人为什么把医生和宰相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
中医的合理性是随人类的发展走向而变化的。可以说，人类让它合理它就是合理的，让它不合理，它就不合理，这要看人类向哪个方向发展。
当科学有一天基本取缔人的身体时，中医也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女儿摸脉有时会感到困惑，看到她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师傅就接过手来摸，问病人：“做过手术？”“出过车祸？”师傅告诉我女儿，手术和车祸都可以改变人原有的气血运行方式，遇到这种情况就给以脉诊病带来很大困难。如今手术使用的如此频繁，最终会使气运学说在人体上失效，当人的身体器官被摘除太多，移植太多，放置塑料、金属太多时，中医还如何诊断，还调什么气血？那时中医还不灭亡？
可以说，我对阴阳五行的认祖归宗是从西方绕了一圈转回来的。中国人讲“根”，根是历史，是传统，埋在土里的历史是无枝无叶的，必须要得当代的阳光和雨露才有枝有叶，枝繁叶茂时我们只觉得与当代有关系而不觉得与根有什么关系，只有当这一代的枝叶凋零时，我们才会在叶落的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是归根。
西方不是把阴阳的内在动力解析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为“水”、“火”两行。“水”与“火”没有“木”来“通关”就只有克而没有生，只有斗争而没有调和，只有否定之否定没有肯定之肯定。只讲两行不讲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和斗争，而没有通过木的生和助，通过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而没有五行周转这一“永动机”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会有“水火相济”的景像。用阴阳学说容纳矛盾论，把对立的两方面作为两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会使理论更丰满。
我认为人往往是无可选择，所选择的不过是自己的本质。好多数学家在解题时不是难于题解不开，而是想寻找一种自己认为是美的解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法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他不是在寻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内在的已有。阴阳五行也是这样一种已有，所以，在我们寻求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时，不仅要寻求对的，还要可心的，不然，“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六十二）人与医一体
在中医理论中，不是中医拒绝使用逻辑，而是使用逻辑的效果与目的南辕北辙。
比如用现代方式编写中药教材，讲药性时，把退烧药归为一类，这石膏、地龙等退烧药有好多种，但只能有一个共同的药性——退烧。至于它们有什么不同，现代教材无法用逻辑区分。所以用教材学习中药的药性并不能达到会使用中药的目的。
如果按中医的表述方法，这退烧药各有各的作用，区别是很大的。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浇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熄。要因情况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药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岂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么抽薪？所以，是中医使用中药的方法决定了中医的表述方式。
如果论述像棋，可以从车的作用、马的特点、炮的功能进行论述，逻辑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论围棋，单拿出一个棋子怎么论？拿出所有棋子怎么论？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棋子才有它确定的真正的意义。
我从来不说中医“深奥”、“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国没有大哲学家一样，中医也是一个灰姑娘。它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条件，如城堡、臣民和仆人，还得有一个王后的头衔。如果在灰姑娘挎着篮子买菜时，我就称赞她高贵、美丽、典雅，怎么能不遭到人们的嘲笑呢？
中医如围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观，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现实性取代客观性。把它从现实中，从上下左右的关系中，从一个局势中抽取出来，剥离出来，它就失去了确定的意义和价值。非要把中医客观化从而论述它，如同脱离棋局论围棋子，既无法论述也没有意义。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绝对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被用非此即彼的实证方法来判断或演绎。法律是一门概念必须清晰的学问，刚学法律的人会觉得一切都是清楚的。可学上二十年之后，你会觉得一个最简单的概念都是不清楚的。在当今时代，让人们承认不能被客观化的理论是门学问的确是很困难的。
中医不把自己客观化，它不定义对象，也不定义自身。它在阐释病理的过程中阐释自己。当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已的方式阐释它。中医在现代环境中阐释自己是对其现代价值的实现，也是对自己现代存在的表述。
医不存在于人之外，人本身就是医，人与医是一体的，而人一旦变成物，中医就失去立身之本。阴阳五行理论可能不够理想，但他却是仅有的将人与物统一而不是分离的理论。中医的珍贵之处是，它是做为人的医学而不是对于人的医学。
能把事物客观化固然是好，但客观化的前提应该是有意义，意义是对人讲的。从人的观点解释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解释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释而有意义。
我曾经在北京向一位西医专家求教：为什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医学问题就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呢？比如。感冒、避孕……专家告诉我说，任何一种医疗方法也不可能适宜所有人群，总有“漏网之鱼”，所以还要不断发明新方法，这样一来，西医治一种病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但西医目前的问题是，并不能一开始就知道究竟哪种方法有效，得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地挨个试一遍。很可能是九种方法失败之后，才能找到第十种有效方法。我说：这样说来我们患者岂不是试验品？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这样的。我问：如果我试验遍了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我岂不是试验的牺牲品？专家笑说：正因为有“牺牲品”的存在。才使西医不断去发明新方法。
西医曾给过我们医疗上一劳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霉素当年的杀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药性，一劳永逸的希望破灭了。如今西医对治病是苦于在众多方法中不知哪种方法能有效，那么西医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学会中医的“辩症施治”呢？对各种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作中医式的“浇水”、“抽薪”、“此沸”、“吹熄”的药性分类呢？不然，我的一个同事发烧，前后用了二十多种抗生素也没退下烧来。现在可以做菌培养了，把菌从你身上取点，不在你身上试了，在试验室里试，用各种抗生素喷它，看它怕谁。
当西医担当起全人类的医疗重任时，我们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趋同中医的方法，不管人们嘴上是否承认这一点。当西医面对十个病人而有十个办法却不知怎样避免每个人身上用十种方法共一百次的话，中医的个体性的治疗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鉴之处？
（六十三）理性的疯狂
每当帮高考生报考时，常遇到一些孩子不知学什么专业好。一时决断不下来，我就扔给他们一套表格————心理测试，看看适合从事什么行业。
女儿学心理学时，给我拿回来的测试表厚厚的一叠，让我不由地感慨，如今心理学发展的真是很像样了。
不过，我给孩子们选专业时，常常遭到拒绝：“不学心理学，我不想和疯子打道”。“不学法律，不想和坏人打交道。”“不学医学，不想和病人打交道”，“不学师范，不想当孩子王”……我不明白，哪儿来的这么多禁忌？把有“问题”的人全排除掉了，还有人了吗？我们不想和人打交道？但孩子们都不拒绝当科学家，和物打交道。物是客观的，服从理性。
理性真的是正路么？
一般说来，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区别恐怕就是他们失去理性了吧？理性的可贵，可能就是在与精神病人对比时是最明显的吧？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理性”，“理性”可以让人逃离精神病吗？
由于母亲有许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触的精神病人比较多，后来又认识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医生朋友，其中有一位还是专家。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同他接触时就问他一个问题：“恕我冒昧，我怎么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样呢？”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从他这里知道，精神病医生的职业病就是精神病。他从书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专著，指给我看一个个作者的名字，名子上是黑框。他说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师。“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他问我。我当然不知。他告诉我“全死于自杀。”这让我不解，精神病专家死于自杀，他们那套学问解决不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告诉我，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带着遗书，工作证等，尽最大可能把后事料理好。他们不是疯狂了去死的，而是“理性”地死。
这个专家也是非常“理性”。知识渊博，思维慎密，逻辑性强。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几乎容忍不了人们的语言。下判断？错误；描述？不准确，怎么说也不能达到他的逻辑要求，弄得我不敢开口说话。没办法，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不叙述，我给你表演吧”。他竟非常高兴，认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通过观察、发现，自己去下判断。
当时，他身边跟着一位年轻人，是一位在部队上当卫生员的转业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学专家的真本事，宁可伺候专家，为的是看他怎么治病。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勤奋刻苦的转业兵也白了头，获得了专家头衔。
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有好多瓶抗精神病类药物，如果吃上几粒就可以见上帝了。这都是 “转业兵“给我几个朋友开的。药不能放在病人处，只能放我这。如果你看见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那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去给朋友服药。
许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时要把“转业兵”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做客。别人看我在和两个朋友闲谈，其实我是在掩护医生诊病。
看着“转业兵”，让我想起当年的那个专家。“转业兵”和那个专家一样的理性。我承认他现在的水平的确达到了专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个个都是刁钻古怪的，对“转业兵”的态度好像不是我请来给他们看病的医生而是为他们找到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刁难他，可都难不倒他。当他的治疗使我的朋友病情稳定时，我的朋友往往要请他吃饭。
在酒桌上，他一口饭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至始至终，筷子不曾拿起过。而我要做的是，让这一切显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说，不停地说。这张说话的嘴绝不能为吃而停顿。朋友看我那么“自然”，都分外懂事，绝不劝他停下来吃一口菜。过后会奇怪地问我“我怎么看医生比我病的还重啊？”“转业兵”和他的专家老师一样患上了他们的职业病。
有时，路过精神病院我会进去和医生们聊会天。有一次，我拍门，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瞪着一双典型的神经质的眼睛看着我。他在审视我的神经正常度，我快乐地与他打招呼，微笑……可他无动于衷，不开门。我断定他是病人，拿出医生对病人的架势，一瞪眼，一声吼，他就给我开了。进去后，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说，那是新分来的医学院本科大学生。我听了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刚来就得职业病了？
医生们聊天时喜欢为人做精神分析。有时也给我做，结论是我也有精神病，我并不生气，因为在他们眼里无人不是精神病。我听他们分析希特勒是轻燥狂，我点头。接下来他们分析列宁也是轻燥狂，再接下来……我想，耶稣、释加牟尼，谁也跑不了精神病的命运。既然无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于是，从中医，也就是我母亲那里，我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改变人本质的病。从西医那里，也没有得到一个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对精神类疾病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有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美国电影，歌颂一个“美丽的大脑”，大脑的主人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一个终生精神病患者。他来中国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时，中国记者被告之不能用闪光灯晃他。影片结尾表现他领奖时，看到他的幻觉人物也都来参加他的颂奖晚会，他平静地看着他们……
如果说疯狂的人是感性的，那么精神病医生的极为理性怎么也使他们精神出偏呢？
经常，医生不是愁治不好精神病，而是犯愁治好了放还社会不行。现实，是许多人的致病原因。有的人之所以疯，恰恰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逃避社会现实。人本身并不是理性动物。我的一个朋友开车躲对面突然出现的车时，本能反应左打舵，结果坐在副驾驭位上的他母亲被撞死了。他亲眼看见他母亲死在他面前，可他却失忆了。只失去了这一小段记忆。他认定是他哥哥开的车造成他母亲的死亡，时不常地关爱他哥哥以减轻哥哥的“内疚”。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观察到，除了失去这段记忆外他没有其它异常。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痛惜大学生跳楼，反对以“精神病”为借口对大学生跳楼无动于衷。因为精神病人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的大脑。我们不应找医学理由放弃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