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事件的起因，鲜有人完全相信官方版本。倘若官方的版本成立，那么用不着给杨佳做精神病历方面的鉴定，也能断定杨佳乃一精神病人，那么在这一杀警事件中，杨佳就应该免于刑事处罚。事实上，已经有足够的信息表明，杨佳热爱户外旅行和摄影，富有生活情趣，在铤而走险之前，是一个行为完全正常的人。在这个事件的起因上，应该远非官方版本所说的那般简单。而暴政对冤民所表露的固有的残暴和不负责任，使杨佳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再抱有信任和希望，他最终选择了暴力袭警这一极端的方式，为自己加倍讨回公道和做人的尊严。
杨佳在北京的住处，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接访单位以及上访村都相距不远，为什么他没有像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那样，在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受公权的严重侵犯之后，欲求公道不得，之后便不断辗转在京城的各接访单位之间，像一个乞丐乞求达官贵人的施舍一般，乞求国家权力为其主持公道？因为从小在京城长大的他，应该比外省市的人群更加了解权力的傲慢和暴政的无道。他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拒绝强权暴力强加给他的屈辱，这便意味着他内心对暴政已经充满了绝望和不信任。他在把自己送入死胡同的同时，也宣泄了对暴政的痛恨和不满。
暴政毁灭了一个青年，也增添了坊间的谈资。在互联网上，杨佳俨然成了"英雄"，这是"法治"国家莫大的悲哀，也是对胡温政权莫大的反讽。网上各种对杨佳有违常理的同情、赞誉甚至推崇，已经宣告了胡温政权空喊"亲民"口号却疏于完善社会制度、司法架构、监督机制的执政方式的彻底失效和终场，同时也再次凸显了暴政一次次的逼良为寇，已经把中国逼进了一个可怕的临界点。杨佳事件、瓮安事件、张家界事件等等，在事前没有任何的警告，都属于突发性事件，暴政在此类防不胜防的的突发性事件面前，已经疲态尽显，穷于应对。
我无意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叫好，但我深知每个人都有主张自己天然权利的自由，和许多挣扎在漫漫长夜的男女一样，对于某些弱势群体的被逼无奈、愤而发起绝地反击，我除了一声叹息，也有着更深一层的感同身受。我之所以今天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克制，没有像杨佳那样毅然迈出，是因为我还记得自己的社会理想，还相信黑夜终究会过去，黎明终究会到来。但暴政当前，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保有百般的坚忍。
我在惋惜杨佳毁于暴政的同时，也惋惜着遇害民警的死去。那些已经长眠于另一个世界的警察，同我们一样，也有着自己深爱的家人，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理想。他们其实也一样是暴政的牺牲品，他们更频繁地被暴政当作棋子使用，而暴政出于对他们的利用，相对娇宠着他们，使警察这一群体在这些年来不由自主多了一分盲目的骄横。他们往往处在官民对立的最前端，当他们领受着群情激愤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酿成的恶果时，他们通常失去了所有，而暴政依然固若金汤，暴政的行使者们也没有任何的损失，他们正在不断代替暴政死去。他们同样是暴政的受害者，在专制独裁的地带，面对一次次的暴政逼良为寇，倘若我们把罪恶的根源单纯归咎于"恶警"，那么便只会让暴政窃笑于幕后，暴政的手里握有着永远也使用不完的牺牲品。
无德无能的胡温政权，以行惰政、行庸政、行暴政的方式，在全国各地连年造就了一场巨大的人权灾难，从方方面面堵塞着弱势人群寻求正义和公道的通道。假使这些通道不是被暴政悍然堵塞，保持着畅通的状态，杨佳不会铤而走险，瓮安事件、张家界事件应该也不至于发生。这一系列的恶性事件，在揭示暴政逼良为寇的同时，也在拷问着胡温政权的执政良知。几千年来，中国同样是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一路走来，但许多朝代，并没有混乱到当今之世这般不堪的境地。当百姓需要像杨佳和瓮安的民众那样，最后不得不以暴力的形式去迂回主张自己的天然权利时，那么便也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胡温政权的执政智慧和执政品德出了大问题，应该深刻反省和检点。
2008-07-11（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死不瞑目第727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