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87岁大寿，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窗口城市，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北京青年杨佳，一个喜爱看书和徒步旅游爱好者，手持一把 西瓜刀，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如入无人之境，一通猛砍，造成警察6死4伤，完成了他一次非常的旅程。颇有昔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之风范。
杨佳是地道的皇城根人，出身北京，少年时代父母离异，与母亲相依为命，而其居住所在地离即将举行的奥运盛会相离不远。一位普通的国人在相距千里之遥的两座城市，长途奔袭远赴上海杀警，而进入公安局办公场所能够挥刀自如，这个情节有相当的戏剧性，也使得国人联想翩翩。
当今中国公认最繁华与执法水平较好的两座城市北京与上海，而居住在这两座城市的居民，往往比中国其他城市人有诸多的优越感，一座是中国昔日的帝都 与今日政治中心，一座是昔日的冒险家乐园与今日中国经济中心。哪怕是一些当地的农民得到政府关照也比其他地区的人要好。因此杨佳的北京人身份更让国人举世 惊愕。
杨佳杀人的真实原因，据一些媒体披露，去年10月杨佳到上海游玩，租了辆自行车被闸北警方怀疑该车是偷盗的，被弄进去审查，后来事情搞清楚了 是一场误会。在中国警察随便打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从局子里出来的杨佳被警察打的不轻，经过医生检查发现生殖系统给打坏，失去了生殖能力。杨佳不能接受这 个事实，对生活丧失了信心。去有关部门讨说法，申请行政赔偿未果，故怀恨在心，终于铤而走险。
对于一个精力旺盛的青年而言，这种生育能力的丧失是难以忍受的，而申诉无名，则更加重了屈辱感。试想如果杨佳不是北京市民，而是一个进城的农 民工，也许就认了。即使被误会为偷车贼，抓进去受了些皮肉之苦，只要能证明清白放出去就谢天谢地了，谁还敢去公安局讨说法？生活在底层的民工和今天诸多国 人习惯了受歧视、被冤枉，忍气吞声成为了他们生存之道，受屈辱已经成为常态。只有到了迫不得已时，才可能反弹。正如《水浒传》中人物若非没有活路，哪个又 会走上水泊梁山。
而作为一个北京人，杨佳到底比农民工和诸多的国人更具有自身权利意识，受到屈辱还要去申诉，并要求行政赔偿，这种要求在多数国人来看很傻很天真。
杨佳杀警虽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但是却客观反应了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市场经济体系和所谓的法治体系，可是现实的社会却是有权人大发横财，法治也只是一件饰物，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加剧了社会种种冲突。
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人权利平等，政府执法应该讲程序，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只知道使用暴力欺压纳税人，这是一个现代社会里的公民生活常识。而具备这些公民常识的杨佳，却忘记大小官员作威作福欺压小民是常态，小民忍气吞声交粮纳税自求多福也是常态。
杨佳可以说中了所谓依法治国「毒」，当宣传与现实不相符时候，当对现实绝望了的时候，杨佳怒火难平，他以北京胡同爷们的劲头，选择了用一把快刀杀掉几名警察泄愤。哪怕你是天王老子，也敲你一敲。民不畏生何以畏死。
无论如何，杨佳杀人是不对的，就像《水浒传》中武松受冤蒙屈，就将张都监家的所有仆人都杀光。杨佳的悲剧可以说是一个有法不依的制度造成的，一个 法治社会的建立，不是靠挂羊头卖狗肉就可以行的通的。当事件发生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也许能够是今天的中国当局能够清醒些，对公民的自由、人权和人格保持最 基本的尊重，才是避免这类现象发生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