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杂志编者按：文革过去了四十年，但如本文所揭露的惊人暴行还在掩盖之中：一位闻名全国的女演员被逼自杀後，竟然还遭到当众开膛剖腹！中共当局对如此野蛮残酷的罪行，不作交待，不追缉凶犯军代表刘万泉，他们执政的合理性依据何在！
去年秋天王友琴来邮件，说她要编《文革受难者》第二集，问我能不能写写严凤英之死，收进这个集子，我回复道：
关於严凤英之死，我偶然跟刘晓波谈起，他也要我写出来，前几天还来催过。我至今不敢动笔，是因为没有想好怎麽处理这个题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标题：《我们的七仙女》，可是-- 「七仙女」竟被开膛剖腹，而且是当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怎样疯癫丶倒错的世道，才会导致这种惨剧？堪比中国古代凌迟剖腹，碎棺戳尸的阴惨之刑，昭然施行於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人的常识丶伦理底线哪里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个军代表，他的权力来源是什麽，竟可以令他如此丧尽天良而不被制止？谁又应当负责并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丶有被重新歌颂的？平反是如何绕过了这个惨烈的细节？而忘掉这个细节，对我们意味着什麽？
我无法下笔，是我面对不了这几个问题，我一动笔就心里发慌。我不能陈述完事实就了事，与其这样，我宁愿不着一字。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穿越了古与今丶南与北丶神话与现实丶传统与当今丶官场与市井的一曲黄梅调，无论後来被多少人反复咏叹了多少次，依然已成绝响，而严凤英这个「坠入凡间的精灵」，曾给中国民间带来的艺术享受，几乎空前绝後，是目下演艺界的「天王巨星」们无法企及的。一个艺术家，在承平时期可以家喻户晓丶名满天下，一旦世道沦丧，或可遭遇常情无法想像的恐怖之境。一个艺人（江青）升天，气焰万丈，则普天下的艺人均成另类，或入狱为囚，或揪斗致死，或忍辱自尽，活得出来的寥寥无几，然而身受戕害之剧烈，无人甚於严凤英。无疑，这不是一个「黄梅戏巨星」个人的荣辱沉浮之道，这是制度性的问题，但又不尽然，严凤英惨剧所映射的解读空间和涵义，早已溢出这些范畴。
严凤英丈夫对妻遭残杀的叙述
八十年代我因采访书写的缘由，闻听过无数文革惨祸，可是严凤英的遭遇，还是让我听得喘不来气。那是一九八八年岁尾，我带《五四》剧组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标是两个安庆人：刚刚找到墓冢的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严凤英。十二月十八日记载：「中午一时抵合肥，住炮兵学院。晚上与导演去找王冠亚（严凤英丈夫），未遇。」十九日记载：「下午再去王冠亚家谈严凤英事件。极惨。严吃安眠药自杀後，被剖腹。」我从当年的采访记录里，也找到了王冠亚的口述，有两页，第一句便是：「严凤英六八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亚的大致陈述是：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丶王少舫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麽也讲这样的胡话。四月七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丶留了绝命书。以下直接引述采访记录：
「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後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於人民，後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後，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我至今还记得王冠亚的样子，瘦弱丶清瘦，一脸不甘吞忍的哀怒。虽然一九七八年严凤英已被平反丶一九八五年他也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一九八六年还在安庆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这一切，算是还了严凤英一个公道了吗？只有王冠亚知道，九泉之下的严凤英，要的是一个公正。
别说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区。中共不准人民再深究一步，於是，邓小平审判并监禁「四人帮」，也在全国逮捕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这麽一场清算，就变成是他们自己报了私仇。这里缺的也是一个公正。
杀戮现场指挥：军代表刘万泉
又二十年过去了，王冠亚还是没有放弃。最近我在网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字，恰好拿来跟当年我的采访记录对照，关於「开膛破肚」的事实，这篇文字述得很详细，列录如下：
「严凤英死後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後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丶『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麽深！」
当年王冠亚并未对我提起那个军代表的姓名，在这篇文章里，这个名字出现了：刘万泉，一个军队俱乐部主任。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後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麽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乾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王冠亚这段话，真叫我对他刮目相看！
中国人是毛氏大厮杀的同谋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勺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丶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乃是「奇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徵，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乾净，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於构陷丶出卖丶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厮杀，演绎的不是什麽阶级斗争丶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後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於是，在严凤英身後的世界里，你越是赞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丶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丶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於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於事。
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丶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丶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九六八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後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丶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一下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後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丶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简单一点的描述，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丶各行各业丶各门各派的各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那麽，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丶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资料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 「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於识别丶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於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丶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丶「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丶剁耳丶烙刑丶笞刑丶浸泡丶锁绑丶监禁丶罚款丶放逐丶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丶溺死丶裂刑等，然後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苏晓康：中国八十年代报告文学重要作家，电视剧《河殇》总撰稿人，一九八九年流亡美国。）
（开放杂志2008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