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夏初调回北京工作，我开始期盼重新投入学术生涯，同时与妻子和新生的小宝贝一起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语系资料室任资料员，负责管理英文报刊。校园很小，无景色可言。好在颐和园近在咫尺，我俩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一丁去那里遛达，在长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连忘返。使我分外高兴的是，我妹妹宁慧和妹夫张韵轩也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宁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长，韵轩在黑色冶金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他们的儿子张纯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时来我们家小住，我们就带他一道去颐和园。两个小表兄弟，面对面坐在小车上，健康活泼，仿佛象征着我对万里回归为之效命的祖国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天气好，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到各处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荡舟消闲。晚饭后一面打桥牌，一面聊天，谈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势。宁慧夫妇都在申请入党。一年前肃反运动的无枉之灾似乎已经是陈年往事了。这里当然不是鸟语花香的人间乐土，但是中国好像即将进入一个进步繁荣的时期，因为党中央不厌其烦地宣传毛泽东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思想言论自由过去被目为异端，现在却被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学院简称「干校」，规模不大，有英语丶日语丶法语三个系，以英语为主。英语系的学生也不过一丶两百人。我当然宁愿到一所正规大学任教，但是既然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也祗有知足常乐了。
七月中，我就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大会发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因此汉译英的任务很大。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着名英语教授，其中包括钱钟书丶杨周翰丶李赋宁丶吴兴华丶王佐良丶周珏良丶许国璋丶吴景荣等人，还有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我们的工作繁重，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错误」，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发言。有时我们还加夜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丶美的着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时，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训。有一次，我奉命翻译朱德元帅的一篇发言稿，感到他辞不达义，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钱钟书先生，素来以言辞锋利闻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个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看来我还是太天真。尽管如此，看到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放松阶级斗争，我受到鼓舞。新党章提出防止在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也使我感到宽慰。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国庆，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我被邀参加观礼，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从城楼上挥手，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这些震耳欲聋的口号不禁使我想到历代封建帝王的专制。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个一年前不择手段诬陷胡风，大搞文字狱的暴君，我实在无法调和。可是面对这喊得声嘶力竭的游行人海，我感到十分无奈。学院为我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羡慕，不过一站几个小时对我的两条腿和膀胱却是苦不堪言。
大会闭幕以后，我和钱钟书丶王佐良一起留下来，参加大会文件英译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负担较重。但我脱离教学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讲台为好学的学子授业，因此并不计较。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我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
在「百花齐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几家重要学术刊物向我约稿。王佐良主编的《西方语言文学》季刊于1957年4月创刊，其中登载了我写的一篇评论诗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译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评论吴兴华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的长文，预定在夏季号刊出。与此同时，已调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师，和原燕京西语系青年同事杨耀民，一道来访。耀民年青时患婴儿麻痹症致残，他不怕劳累拄着双拐来看望我，令我感动。他秉性谦和，待人以诚，入党后还是老样子。在交谈中提到了两年前的肃反运动，他认为中国跳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会犯肃反这样的错误，现在要补课，大力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学也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担任文研所的学术刊物《文学研究》季刊的执行编辑，特来约我写一篇万言长文，纪念美国诗人朗费罗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国内唯一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译文》月刊约我翻译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着名中篇《珍珠》。我但愿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钻研，认真做一点 学术研究工作。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无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庆祝国际劳动节。当年我教过的十多个燕京毕业生相约在颐和园聚会，邀我和怡楷参加。那天风和日暖，游人如织。我们在后山还碰见久违的陆志韦校长，大概「无官一身轻」吧，他显得更洒脱了。我们坐在包租的画舫上，沐浴着春风煦日，在座的在肃反中几乎都因莫须有的「ABC」反革命集团受过冲击，此时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旷神怡，又放言无忌了。有人带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朗读了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和党员积极投入运动，主动向各行各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都受到鼓舞，赞赏共产党作出的这个勇敢决定。是中共诚心诚意从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训吗？诚心诚意努力实现为新中国带来自由民主丶繁荣富强的许诺吗？我满怀希望，拭目以待。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我几年来第一次热心看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其它报纸，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共产党干部和方针政策的批评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反对「党天下」主张各党派轮流执政；有的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主张「教授治校」；有的大声疾呼，共产党如一意孤行，人民将起来革命。各大学丶各政府部门丶各「民主党派」，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鸣大放」，畅所欲言，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整风。我妹妹宁慧，作为二十八中的非党员副校长，被邀到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参加「鸣放」。她诚恳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如何改进的意见。她的发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在邻近的北京大学，「大鸣大放」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当年我在燕京任教时的助教黄继忠积极「要求进步」，后来留在北大，现在也热烈地参加大鸣大放。放眼全国，言论自由俨然「百花齐放」，岂知到头来却是昙花一现。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场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扼杀了后来以「北京之春」闻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称，这不是党所要的「建设性批评」，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丶反人民丶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罪行。曾几何时，共产党堂而皇之发动的自身整风运动却变成了一场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人们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足智多谋的「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场运动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让那些胆敢犯上的人自投罗网。
二
我落进了他的 「阳谋」罗网。
虽然「鸣放」热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干校」却并无动静。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党员，他们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在没摸清运动的风向之前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有些学生，到北大看过大字报之后，回来贴了些小字报，对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温和的批评。我问过冯副校长，他对这些意见怎么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些毛小伙子年纪太轻，不知天高地厚。」教师当中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贴大字报。
有一天，一位党员英语教师问我是否也打算参加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我是下你们的油锅炸过的。而现在你们党员却要用‘和风细雨来整风。和风吹得党员醉，细雨打得群众湿！滚水烫一烫不会更有效一些吗？谢谢您啦，我用不上你们的整风。整了那么多年，我已经整得跟圣人一般乾净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校党委开始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琐碎的意见提了一些，但没有人碰重大的问题。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他年青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这天一坐下就谈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经历 。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严峻考验。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我自然而然被当作有特务嫌疑。有些人自杀了，但我经得住考验，赢得了党的信任。」
「我钦佩您在泰山压顶时岿然不动的精神，」我说。「但是我不明白，这些人既然放弃一切投奔革命队伍，党为什么还要采取各种严峻的手段考验他们？」
「你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是战争年代。一方面是国民党，一方面是日本人，斗争十分剧烈。党不能掉以轻心，否则敌特就会渗透革命队伍。」
「这种特务你们抓到多少？」
「不多，没几个。」
「付出伤害那么多好同志的代价？ 」
「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错误总是难免的。干革命必须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这正是为什么党中央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必须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这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我对教职员鸣放会进行的情况很不满意。好像没有人愿意在会上鸣放。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大学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嘛，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以你在学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