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
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像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学欧美，后投身社会，并从事艺术。有如此经历的人，该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却很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个人的卦。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易经专家，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罗宅跨院的两间平房，是她的落脚之处。
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如纳鞋底儿，缝棉袄，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进到正院。在我们面前，她有些拘谨，极少说话。即使有人问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针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几日，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没有客人来？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从草梗、纸牌、硬币到缝衣针，林女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
"真的？"
"真的。"
"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罗姨，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
罗仪凤尽管点点头，却一个字不说。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挂。一般来说，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后，林女士算出来的卦，有时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让林女士离开客厅。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心里不舒服。刚吃过早饭，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气特别地坏，狂风大作，乌云蔽日，气温骤降。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马见人。林女士很快来了，算出来的卦，很糟。
"怎么会这样？"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
"康老，就是这样。"林女士小声回答，态度谦恭。
罗仪凤使个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罗宅。刚跨进门，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又测一卦。"
"结果怎么样？"我问。
"假如早上的签，是‘不好'的话，那么中午的签，就是个‘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多和她聊天说话，让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吗？"
"当然可以。罗姨，你放心吧。"
不一会儿，康同璧午觉醒来，走到客厅。罗姨赶忙取来木梳，给母亲拢头。我赶忙打开话匣子，东扯西拉。一向爱聊天的老人，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看看掌心，再翻过来瞧瞧指甲。之后，便抬头对女儿说："你去请林女士来。"
罗仪凤指着窗外，说："外面刮大风，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
"不，你现在就去。"口气坚决的不容置疑。
罗仪凤无可奈何，也毫无办法，只好去请林女士。
占卜是在书桌上进行的。康同璧神情专注，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罗仪凤忐忑不安，站在母亲的身后。我也跟着紧张，害怕再出坏签。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何表情。整个宅院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呼啸着。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简直是两军对垒，决战前夜。卦推出来了：下下签，是个最坏的结果。
"你说说，这是什么签？"老太太面带怒容，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
林女士不语，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继续逼问："我问你，这是什么签？"
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
"我在问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严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同时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瞬间的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把我吓呆了。而毫无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罗仪凤惊呼，道："妈妈，你怎么打人呀？！"随即，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她用手扶着桌子，闭上眼睛，仿佛眩晕了似的，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脸色惨白。
我胆怯地问："康老，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谢谢你。"显然，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在掀门帘的时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门框。我觉得那个耳光，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体力和精神。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这时，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乌云散去后，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已归于平静。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趟。我想，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进来了。她的温和与礼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
康同璧见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说："林女士，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同样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惯常做法是：心里认错，嘴上不说，更不会低头，搞主动道歉。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一个下下签，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个是个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
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这是卦辞。"
"真的？"
"当然啦！是《易经》里的乾挂的卦辞。"
"天哪！卜辞都进了家门。"我叫了起来。
父亲说："你看，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说，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只想长寿、平安。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就是打击。连续三次打击，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冲动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说是针对是算卦的人，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不过，康老在冲动过去后，便去鞠躬道歉，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从不认账。"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
1968年，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仪凤对我说，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全拿出来请客。
我说："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
"你怎么会没吃过它？"罗仪凤吃惊地问。
我说："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脚踩来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着沙发扶手说："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请你吃燕窝啦！"
我高兴地答应。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亲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饭。天完全黑尽的时分，才赶到东西十条。一进门，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满脸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说："这就是燕窝。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窝是凉的，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吃的时候，舌唇虽难察其味，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一起挤入了心底。
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提着锃亮小铜壶，不断给客人斟茶续水的罗仪凤，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腿上长筒黑丝袜，脚下一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头发也拢直了，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不仅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得风情十足。转瞬之间，我仿佛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我问那上海小姐："现在，连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她们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装，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的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嘛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厅的角落，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时而粤语、时而旧话、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在暖融融的气氛里，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因顿获释放，而重新飞扬起来。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罗仪凤："她是谁？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这时，我听见康同璧问她："你的妈妈好吗？"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双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神情高贵，很少说话。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罗仪凤告诉我，她是自己的亲戚，在北欧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月薪高达三百。"文革"开始不久，上边就命令她回家。那个国家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数次登门拜访，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也还没把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去康家做客，服旧式衣冠，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他（她）们的用心之苦，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福。然而，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选，背语录，去过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涵的温煦气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的确认。"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别看住在康家，与之相比，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
进入高龄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间尿频。为此，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剥核桃吃。不仅要她吃核桃肉，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的那片木质的"衣"，说这个东西可以"拦"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脸，然而起夜却并未减少。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从我的床边穿过。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打开床头灯，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压的康同璧白天就喊头晕眼花，夜里简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着老人一趟趟的艰难挪步，一次次地频繁往返，我对罗仪凤说："干嘛不在卧室里放个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腾老人？"
"哪里是我折腾，是她自己不肯呀。"罗仪凤一脸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传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回家了，说这里的条件要好些，也有现成的药。我卧病在床的那阵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头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好些了？"说罢，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是否发烧。
罗仪凤只要发现她进我的屋子，就要撵她走，并生气地说："小愚病了，好办。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烦了。"
老太太乘罗仪凤到外面张罗事儿的功夫，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她像个胜利者，很得意地说："女儿总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会儿，她从外屋给我端杯白开水。一路上颤颤微微，水也洒了一地。她还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才肯离开。
和康同璧相处，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高龄老人的天地，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有丰富阅历和教养的她，即使进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她懂得失去独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耻的。所以，老人顽强地拒绝帮助和搀扶。这种不承认衰老，不向年龄妥协的心理，其实是老人与自己的命运在做主动较量。她过问我的病情、递给我白开水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温情和快乐，一方面说明老人以自己尚能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为乐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为证明自己仍然可以独立自主，进而尝试到把握生活的满足。总之，我在东四十条生活的日子里，康有为这个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的个性、习好、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乐章，让我无比的珍视与感动。以至于这种感动和珍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老人，我都能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和美丽。
也就在这一年，按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社会总动员，开始狠挖阶级敌人，抓现行反革命。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离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
"小愚，你为什么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康同璧边说边摇头，分明流露出不满。
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罗仪风见我面带难色，便对母亲说："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么久，当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
"去，把工资拿来，再回北京。回来还住在我家，我随时都欢迎。你领回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给爸爸妈妈，我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我答应康同璧，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
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随即伸出一个手指，问："你去一个礼拜，好吗？"
见我没有反应，又伸出两个手指，问："要不，去两个礼拜？"
见我仍无反应，便再加上一个手指，直声直气地问："三个礼拜，你总够了吧？"
罗仪风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说："康老，要不了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了。"老太太乐了，高兴得双手拍巴掌。
其实，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即会被革命群众专政。斗我，关我，怎么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却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难以克制内心忧伤与恐惧的我，低声对罗仪凤说："我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尽管把耳朵凑过来，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她迫不及待问女儿："小愚在说些什么？"
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她听懂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后就不会出问题。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坚定无比。
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却情不自禁地问："康老，您凭为什么这样说？又还敢打包票。"
老人说："是命运告诉我的。先父的经历，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
我点头，道："中学历史课就讲了，大学又讲了一遍。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写了一折戏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壁上的绝命诗。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见此情状，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果然，她开始了关于康有为命运的讲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变法失败，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说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过烟台，先父上岸买了水果。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小愚，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小愚，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忽灑龙翳太阴，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