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二十八日晚间，克林顿邀请江泽民到白宫进行「亲密的、个人的、非官方的会谈」（美方用语），克林顿投其所好，向江泽民展示了林肯亲笔缮写的盖茨堡演说，江泽民果然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读起来。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克林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人生》中写道：
「我对他（指江）的政治手腕、推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渴望，以及在他及总理朱镕基的领导下经济的加速成长，都感到印象深刻，但我仍然关注中国持续压制基本自由的问题。我们继续讨论中国可以接受在自由上有多大改变而不会导致中国内部的混乱。我们没有化解歧见，但是加深了被此的了解。我想，中国已接受现代社会潮流洗礼，变得更为开放；而在新世纪里，美中两国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非敌人」。
江泽民需要美国支持巩固权力
这正是江泽民的目标。他不仅需要美国对他个人权力地位的支持，而且需要美国对他从邓小平手中接过来的庞大帝国的发展的支持，他需要美国成为他的帝国走向新世纪的战略伙伴。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江泽民身上还带着采购单，包括三十亿美元的波音飞机和六百亿美元的核能发电设备的订单。江泽民还跑到纽约华尔街去敲响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钟。向来共产党宣称他们「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江泽民去敲资本主义生命之钟确是不同凡响，表明他不但不会「埋葬资本主义」，还欢迎美国资本主义去同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存共荣。华尔街的钟声感动了美国大商人，谁不想去尝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甜头？
克林顿在一九九二年竞选总统时再三声明，提倡民主是他的「第一优先要务」。他批评布殊的中国政策「软弱」，他要认真对付「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然而克林顿一见江泽民，就忘记了天安门屠杀和北京暴君。他只看到江泽民手中滴着中国人的血和泪的钱！这就是江泽民能够成功地同克林顿缔结「中美两国走向二十一世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
江泽民此行的最后一场余兴是哈佛演讲。十一月一日上午江泽民一行抵达时，五千余人已在Cambridge街头，表达对拒不认错的天安门屠杀的愤怒谴责。江泽民演讲的主题是「从历史文化认识中国」，告诫人们不要从西方文化视角看中国，要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理解中国，也就是继续发挥他那自由、民主、人权「相对论」哲学。演讲结束后就十五分钟提问，提问的五个问题是事先挑选好的，由会议主持人傅高义（Ezra Vogel）宣读。
──「江泽民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搞对抗而是进行对话，但为什么拒绝跟自己的人民对话？」
这个提问显然是针对「六四」的。因为当时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与学生对话的主张，下令军事镇压。
江泽民故意装糊涂不予正面回答。他说：「中国是个具有多样性的国家，要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很难、但在中国有各种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我自己就到处听取人民的意见，使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接着又说：「政府工作中也难免有缺失，会努力改善。」
天真的美国学者、媒体都会错意，误以为这是江泽民对「六四」屠杀认错。主持人傅高义说：「江泽民亲身体验了美国民主，承认天安门事件有错误。意义重大。过去没有中共领导人这样说过」。第二天美国各报均显著报道这一消息。
随行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立即会见记者予以更正，指出「江主席没有这个意思！」
奇怪的是几年后出版的克林顿回忆录上仍然写着：「江泽民在哈佛大学进行的演说中承认，中国对付天安门示威群众的行动是错误的。虽然中国的步调常慢得令西方世界心急如焚，但中国并不是不可能改变的。」
「八个是」和「三个不」
第二年（一九九八）克林顿专程回访中国九天（比江泽民访美多一天），是江泽民的又一外交胜利。当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费尔（William Safire）写过一篇评论《八个是和三个不》（The Eight Yeses， The Three Noes），列举江泽民白得八加三等于十一分，克林顿○分。
一、 对天安门镇压说「是」：克林顿出现在军礼上，帮助江泽民毋需改正就抹掉对屠杀的记忆。
二、 对中国坚持克林顿访问行程必须专一说「是」：排除了顺道访问日本和韩国的计划。
三、 对中国否决美国总统的陪同访问团队说「是」：
四、 对中国要求降低加入WTO标准说「是」：克林顿在上海电台称「中国经济尚不发达」，迫使WTO调降入会标准。
五、 对中国迫害异议人士说「是」：克林顿称江泽民放逐魏京生，王丹是「自由的进步」。
六、对江泽民需要美国对他个人权力的支持说「是」：克林顿以极度赞扬的语言「绝顶聪明」（extraordinary intellect）、活力充沛（a lot of vigor）、想像力丰富（good imagination）、「有远见、有理想、能预见未来（he has vision, can visualize, can image a future）等等，表达美国对这位共产帝国专制统治者的政治背书。
七、 对中国拖延加入「飞弹技术控制体系」说「是」：江泽民需要更多时间出其他的飞弹技术，克林顿表示首肯。
八、 对中国强调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说「是」：从而压抑了美国的亚洲盟国。
以上是「八个是」。 「三个不」，指克林顿在上海图书馆与八名各界人士座谈时，说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我们不相信（don't believe）台湾将是主权国家组织的成员」。 对江泽民来，重点是这「三个不」。因为他三个月后就要会见台湾的谈判代表辜振甫了。江泽民期待这次「辜汪会」和「辜江会」能把政治谈判提上议事日程。届时国家主权争议难以避免，因此在台湾问题上获得克林顿的背书格外重要。
台湾的民主与对等战略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辜汪会和辜江会，辜振甫打出了两张王牌。一张是突显「主权对等」，一张是宣示「台湾民主」，突破了对方按「江八点」、「一个中国」设计的「政治谈判」。这一战略在台湾内部曾引发争议，对海基会「打民主牌」的设计，台湾的外交部和陆委会均不表赞同，怕被对方认为挑衅。但李登辉主张，「台湾民主和主权对等，这两个法宝缺一不可」，并决定让台湾反对党代表人物康宁祥担任见证台湾民主的代言人。
结果台湾的民主与对等战略大为成功。唐树备原来设计的「一中政治谈判」彻底破功。辜汪会第一天晚上，唐树备气急败坏，在记者会上大批一通台湾「违背一中原则」，但只是虚张声势。等到辜江会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对话，辜振甫照样笑谈台湾民主，江泽民被动应对。
江泽民对辜振甫说：「你看我像是一个暴君吗？我还是很开明的。」接着说：「对于民主，我有一个相对论的概念。我对克林顿也谈过，我们的民主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像村民选举。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可以从村到乡，到县，到省，一直到全国？我跟外国元首说，那不可能，毫无实现的可能，十二亿人去选一个国家主席，怎么个选法？」
辜振甫说：「民主的真谛是政党政治，要放弃一党专制，人民有自由选择权。台湾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江泽民说：「我们也有八个民主党派，其中有中国国民党，都是参政意义的政党。这是中国历史形成的。十二亿人，没有一个坚强的leadership 是不成的。像这次洪水来，只要一个电话给我，海军陆战队马上飙上去！」
辜振甫一行既坚持了主权对等和民主优势，又达成「四项协议」，回国后到立法院接受质询，不分朝野均给予肯定。江泽民从克林顿那里得到的「三个不」，一个也未用上。
对江权威挑战的两个事件
一九九九年，发生了两椿江泽民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一件是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一件是七月九日李登辉发表「两国论」 。江泽民视之为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
「法轮功」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与其他各种流派的气功分别在中国各地流传，并未引起江泽民的注意。 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约一万名法轮功练功者在中南海周围集合，起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杂志上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天津市的四十五名练功者到杂志社抗议被警方拘捕，导致全国各地练功者来到北京向中央请愿。当时朱镕基接见了请愿代表，答应以法处理，请愿者也已解散。朱镕基认为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
当天晚上，江泽民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今天的事件，值得我们深思。人不知，鬼不晓，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口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资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可是，我们的有关部门事先竟毫无察觉，而从互联网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轮功在各地的组织联络系统，这还不发人深省吗？资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各个机关配置的电脑不在少数，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些重要的社会动向呢？如果注意了，为何又没有任何反映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此事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作了报道，并加以煽动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次事件是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在北京地区发生的群体事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这封信的效果，法轮功被打成「邪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立法予以取缔，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 ，举国上下展开对法轮功的大批判、大清查、大搜捕、大镇压。然而十年过去了，似乎江泽民的「唯物论」、「无神论」没有消灭得了法轮功，让江泽民自己「成了天大的笑话」！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台湾淡水（未完待续）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台湾淡水（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