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去台湾真的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吗？《南方周末》作者所给出的那个理由其实是很勉强的，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要想不介入政治，是不可能的。张大千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画家，更不可能在那样的时代不受政治影响，选择去台湾，最根本的，恐怕还是政治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现有的资料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据《成都晚报》的文章说，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官员-- 陈立夫、阎锡山、朱家骅等人聚集在成都机场，准备从这里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大陆。就在飞机即将离开中国大陆之际，张大千乘坐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风驰电掣般冲进机场。张大千应友人之邀，于10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国府将失去大陆。面对国破家亡，张大千忧心忡忡，很想接出眷属。于右任亲自找到陈诚求情，陈立即打电话要空军派飞机送张大千速回成都。张大千回成都后，带着他62幅敦煌临摹壁画16幅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乘坐这班飞机离开了大陆。1969年张大千托人将这批国宝送回台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大千曾应何香凝之求，于49年2月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何当时就对张大千提出了到北京参加中共政府的要求，如果他当时不想离开大陆，以他的艺术才华和在文化界的影响，以及他为毛泽东作画的经历，中共政权一定会把他当座上宾，会给他很高的地位，他完全可以在大陆从事他的艺术事业，家人团聚，免去了背井离乡之苦。但张大千选择离开，如果不是政治原因，很难说得通。
另一个资料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在这一段对话中，张大千把国民党的失败说成是"国破家亡"，把中共所建政权贬斥为"啥子政府"，并教训这位团长说："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面对中共要其表态的要求，拍案而起，横眉怒视：我张大千"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这些，不都是明明白白的政治表态吗？
其实，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经不住地位和金钱诱惑的，以上个世纪50年代而论，当时中国 95%国土已被中共占有，国民政府只有台湾一个孤岛，还不知什么时候会沦为中共之手，张大千在这样情况下还不为名利所动，不顾以后的风险，不回避背井离乡之苦，坚持自己本来立场，确是难能可贵，算得上有骨气。
很多人以张大千曾为毛泽东作画来评定张大千是倾共的，国民政府中一些人也这样认为，这其实是个误解。张大千的画是画给何香凝的而不是画给毛泽东的，何香凝怕影响了张大千的情绪使索画不成或虽奈于情面却画不成画，始终不肯将索画之人告诉张大千，只是在后来提字时才不得不说出毛泽东的名字，此时木已成舟，张大千也不得不提款了。毛泽东非常欣赏这幅画，并把它挂在了自己居住的中南海房间内珍藏。严格地说，这幅画其实是骗的。
需要说明的是，索画只是何香凝见张大千目地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部分，主要部分是何香凝受中共委派，想凭借同张的私人关系策动张大千参加中共政权。张大千没答应这个要求，何香凝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
说到这里，再说一点题外的话，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为人处世很不相同，蒋介石酷爱艺术，对当代艺术家也很重视。据台湾故宫人员回忆，蒋介石夫妇观赏文物，神情怡然，看累了就到附近招待所休息片刻。1965年，台湾故宫在台北外双溪的新院区落成，蒋介石两夫妻时常利用傍晚外出到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参观，可见其对艺术的珍爱。但由于当代顶尖文化名人的作品都是国宝，价值不菲，所以蒋从来不向艺术家索要其作品。现在一些人动不动就说：某某画家有骨气，宁肯饿死不为蒋介石作画。这其实都是子虚无有的胡说，蒋没有找艺术家要作品的习惯。
毛泽东在这方面不受拘束，中央档案馆公开的《毛泽东藏画》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共治下的当代文化名人和书画艺术家作品，有些名家书画甚至不止一幅两幅，以齐白石为例，毛泽东就收藏有五、六幅之多。现在这些艺术品很大部分留存于毛泽东的后人手中。文革中，几乎所有私人收藏都被以封、资、修名义抄走毁坏，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把张在敦煌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交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但后来那十四幅画也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而毛泽东的收藏却毫发无损。
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中国经历着大的变革，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在这个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不只是张大千，当时几乎所有文化名人都在政治的影响下在中共和国民政府之间进行着选择。当时社会上一些二、三流的文化人，都看到了中共政权一旦建立，必然会面临文化上青黄不接的局面，他们正可借此机会窜升为社会的主流，当时的齐白石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
中共和平占领北京后，齐白石借湖南老乡写给毛泽东的信同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东回信齐白石表示问候，齐白石受宠若惊，马上刻了朱、白两封寿山石名章献给毛泽东，紧接着又把自己用了50多年的石砚、自己珍藏的最好作品----鹰和一幅书有"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对联，在重新提款后送给毛泽东，到了1952年，他又约几个画家联合作画《普天同庆》敬献毛泽东，其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齐白石的行为，可以看出其人没有自信，想依借权势跻身大师地位。49年前，他为了炒作自己名气，几乎是一天一个花样地折腾自己，在大门上贴"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详"的告白，又贴："中外长官，要白石之画者，用代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会见。"再贴："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像。"再贴："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元，每元加二角"。当时，京津一代稍有点名气的画家，作画也高于这个价。1961年，天津画家阎至阳在回忆49年前画价时作诗说："二十元钱尺一方，当年画事却寻常。"阎平平常常的画作能卖到二十元一尺，却没有炒到大师地位，可见齐白石的画是什么水准了。
毛泽东也不看重齐白石的画，他说："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文革中，江青就发出疑问："是谁把齐白石封为‘艺术大师'的？"是谁呢？只能是政治，是政治炒作！偌大个中国不能没有大师啊，这就是找不到高头大马，拿小驴子套磨。
张大千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代价，"相思日日缕肝肺"、"万里归迟总恋乡"，他经历了漫长的思乡之苦。1982年，一位美籍人士到四川访问，转道台北，为张大千送去了一份他十分渴望的珍贵礼物----张大千"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张大千老泪纵横，把泥土供奉在了先人的灵位前。1983年4月张大千以85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让他悲喜交加的世界。
作文也罢，作画也罢，首先要作人是很重要的，人都作不好，作品中没有清纯的良性信息，就不可能有持久的艺术价值。艺术家不参与政治这是对的，但当政治找到你，躲也躲不开的时候，作为艺术家还是应该有点气节，就是单为了作品传世也应该作到这一点，总不能遗害后人吧？在这一点上我看张大千做的就不错，起码在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上，保持了文化人的气节。
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就张大千这位画家气节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没有贬低哪位画家的意思。收藏某位"大师"画作的人尽管收好，起码目前没有降温的迹象，作为投资、投机都还是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