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农作物所需的水及“肥料”都需要票，是不是连农作物的生长方式，中共都要管
陇海铁路横穿皖北萧县境内（“皖”是安徽省的简称——楼主批注），路边有个小小的村子叫杜庄，我的母亲就出生在杜庄一个刘姓农家。当我出生时，外公、外婆都已去世了。我有5个舅舅，其中的三舅虽然与他的兄弟一样都是出生于斯，劳作于斯，不同的是：三舅不是自然地老死于斯，而是含冤自杀于斯，屈指已有50多年了。
三舅的一生正像他的名字“刘克勤”一样，是一个克勤克俭、安分守己、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一生只知道与坷垃打交道，侍弄庄稼，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生活的重担使他那高高的个子有些微驼，花白的头发是他饱尝艰难困苦、历经风雨霜雪的见证，满脸的皱纹则蕴涵着他一生的劳作、艰辛和沧桑。
作为一个农民，三舅土地不多，所以，他安全地度过了“暴风骤雨”式的土改运动；他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种地，从不接触政治，所以，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与他没有关系。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老实厚道、从不伤害任何人的农民，却在统购统销运动中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统购统销那年特别冷。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我家门连门的邻居祖松银从杨楼车站回来，对母亲说：三舅出事了。母亲大惊，连忙问出了什么事？祖说，我从杜庄前边经过时，听到叫魂的声音，喊叫的是三舅的名字（当地习俗，凡是发现有人上吊，亲邻们都要在第一时间爬到屋顶，一边用笤帚疙瘩敲击簸箕，一边高喊死者的名字，叫他“回来”）。母亲听了这个噩耗顿如五雷轰顶，但她仍半信半疑，希望这不是真的。她当即一手拉着我的四姐，一手拉着我，趟着没膝深的大雪，高一脚低一脚地赶到杜庄。
走进村子，老远就看到三舅家门口一个白幡在寒风中抖动，母亲知道三舅之死已是事实，情不自禁，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地扑倒在停放三舅遗体的灵床边。
听三舅母和表哥、表姐哭诉：统购统销开始后，三舅响应号召，积极把家里的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就是过不了关。干部一天数催，三舅只好把来年的口粮、种粮都卖了出去。干部们仍嫌不够，不仅一天数催，还出言不逊，骂人；进而动手动脚，打人；不仅开会批斗，还抖着手里的麻绳对三舅说：“完不成任务就把你吊起来！”三舅赶紧四处求亲拜友借粮，然而，到处都是如此，一粒粮食也没借到，空手而回。当天傍晚，干部把三舅叫去讯问，听说仍是没有粮食，一番打骂之后下了最后通牒：“明天再完不成任务，就用箔子（当地人用高梁的秸秆织成的一种晾晒东西的器物，平时卷起来，备用）把你卷起来，扔到雪窟里冻！”
身心俱伤的三舅终于被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先到堂屋看了看三舅母。鉴于二表嫂与三舅母婆媳关系有些不睦，三舅又与身有残疾的二表哥说几句“家里要和睦”之类的话，就独自抱一堆柴草到锅屋烤起火来——他的心冷透了，企图用火烤一烤。然而，烈火固然能够一时驱散冬夜的寒气，但是却无法温暖他那颗因巨石重压和侮辱打骂而滴血的心。外面传来一遍又一遍的鸡啼，犹如催命鬼一样。他想到，天亮了仍是没有粮食，注定完不成任务，将被人家“用一个箔子卷起来，扔到雪窟里冻”，想到这样的惨景，他不寒而栗。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受这个洋罪和屈辱干什么？一了百了吧！他终于狠下心来，把一根绳子搭到屋梁上，自缢而去……
天亮后，三舅母到锅屋见我三舅身悬梁下，遂哭着大呼救人，无奈为时已晚。不管亲邻们轮番爬到屋顶上怎么声嘶力竭地高声喊叫他回来，然而，决意要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三舅去意甚坚，到底没有回来。
我当时仅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对此中的是非曲直自然是难以尽知的，但从人们痛切的议论、无奈的叹息、激愤的面容和沙哑的哭声中，我幼小的心灵已感到三舅是被人活活逼死的。随着年龄的渐长和阅历的丰富，我又有意识地查阅了有关的文件和史料，才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
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审改了陈云起草的《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当晚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陈云说：“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上述四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关系，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它问题就好处理了。”对实行这种政策存在的问题，陈云说：“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毛泽东在发言提纲的手稿上还写了“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以分析和批判”。后来，“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
一直使我深感困惑的是，既然中央明知此举有可能发生“逼死人，打扁担”等人命关天的严重问题，为什么又不作出相应的诸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决不购过头粮、严禁强迫命令、乱批乱斗等违法乱纪行为，违者严惩不贷之类防范性的政策规定呢？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地方基层干部谁敢明知故犯。细品“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它问题就好处理了”和“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以分析和批判”等语，其含义和导向是：“把粮食搞到手”是第一位的工作，其它均可不计；至于对那些维护农民利益的所谓“错误思想”，则要进行“批判”，这样谁还敢为农民的权益说话呢？
像这样的悲剧当然不只刘克勤一个人。据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披露，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一百三十三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一百零九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