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科技工业文明之前，欧洲和中国家庭都有部分宗教文化作用：欧洲教信上帝，中国教敬天地。中国家庭教育还包括处理家庭成员的家法教化（处罚式教育），儒士未做官之前的做人方面的伦理规范的教育都是在家庭由父母进行。总之家庭教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在儿童长大成人过程中起了培育感恩心、好习惯、通情达理等文化素养的作用：在西方为培育走出家庭的国家公民和社区人奠基，在中国则往往是国君爱民、臣民忠君的伦理道德的摇篮。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传播明晰、系统的道德思想，世代传承以家为单元的礼教组织制度，是学前教育的基地，是社会教育的基台。依据安徽省社科院哲学所汪双六《古代家教的启示》解析如下：
一、1、明晰的儒家礼教思想：由舜帝创始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家庭伦理（《尚书·舜典》）。2、系统的家国道德思想：首推子孝兄悌的“孝悌”观念（孔融让梨的故事）；类推为忠君礼臣的“忠礼”秩序（孔明辅佐阿斗的故事），完成了家庭、人际、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伦理工程的系统构建。
二、传承家庭礼教机制：唱响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三部曲的第一部， “子不教，父之过”（《三字经》）的家庭礼教，可谓社会向家庭分摊礼教任务。正如汪双六所说：古代家教的实质“就是在全社会推行道德教化的家庭责任制”。
三、1、礼教素养的目标教育：世代“读书做人·第一要务”的家训传承。南宋理学家陆九韶：读书应以“通经知古今”为主要目的，这样至少能成为“孝悌忠信之人”；明代进士庞尚鹏：“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明代大儒高攀龙：“吾人立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清朝学者孙奇逢：“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花隐老人甘树椿：“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2、应举进仕的正心教育：世代光宗耀祖的科举进仕成功教育的家训监管。唐朝崔元炜的母亲：以在外面做官的儿子生活很清苦为“好消息”，很奢侈为“坏消息”，正告儿子做官如果“不务清洁，无以戴天覆地”。宋朝进士袁采：“子弟有愚缪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袁氏家范》）这是中华家教的正统。
四、士阶层引领的终身教育：社会风向长久地由士阶层导引。唐朝河东节度使柳公绰教育儿子，每天像老师给学生布置功课和检查作业一样严肃认真，坚持20余年。北宋宰相赵鼎在《家训笔录》中明确规定:“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仰主家者集诸位子弟堂前训饬，俾其改过，甚者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元朝郑氏家族已有十世同居佳话，仍然保持每天早晨举行全家聚会和每月朔望进行祭祀聚会的习俗，在聚会中宣讲家训，并通过在祠堂设立奖罚牌对家人的操守行为进行督查和奖惩。朔望两会的家训习俗在明朝山西副使王演畴的家族，清朝监察御史蒋伊等多个的名门大族中一直坚持。《蒋氏家训》中明文规定：子孙 “有败类不率教者，父兄诫谕之。谕而不从，则公集家庙责之。责之而犹不改，甘为不肖，则告庙换之，终身不齿。”古代家庭礼教就这样百年树人地促进着社会和谐、传承着中华美德。直到被鲁迅、巴金等偏激批判的中华民国时期依然传承。
近代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观念进入中国，在大陆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狂风。台湾、香港、澳门由于殖民者的法律统治反而没有。之前，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开始否定家族制度。鲁迅借狂人之口诅咒礼教吃人后，五四时代新青年试图将家庭和婚姻制度一扫帚扫除的激进做法，在城市并没得到广泛响应，却通过共产主义的红色苏维埃运动，在江西、陕北和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的农村地区得到推行。195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中国全力营造现代军营·部落似的党文化教育，通过由土改镇反到文化大革命整整30年、由经济政治到文化全方位的“新中国人”名义下、德国和俄国社会下层暴民精神移植中国大陆，礼教文化传统的家庭教育被当作封建专制主义枷锁抛弃，和为贵的家庭树人传统没了。
从1950之后到现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三地除外）每个家庭不再是社会伦理道德的长年学校。党文化教育使家庭成了党中国的家庭学校：培育不穿军装和不占编制的军人、密探和斗士，儿女不再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恐惧修省、申命行事、常德习教、明照四方、思不越位、朋友讲习”的君子精神，家人关系一逢政治运动和党文化思想宣传就紧张。文革结束后，应试教育体制剥夺孩子的快乐因而扭曲他们对父母的爱，不停出现为反对强逼考试而杀父母或自杀自伤的悲剧；损伤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学毕业受挫折茫然绝望者比比皆是。
中国古代家教急待复兴，软化党中国红色版的政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教育很有必要。一旦明晰的儒家礼教思想、传承家庭礼教机制、礼教素养的目标教育、应举进仕的正心教育、士大夫引领的终身教育，跟现代公民社会宪政相结合，将产生莫大的正人心、育素养的社会效果：会感恩，话温和，善妥协，守法不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