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之后是中国政府正在一波接一波将维权人士推向敌对势力，将日益广大的网民逼上梁山，走上了翻墙越轨的不归路。随着官民对立强化，社会大变局其实已经开始。目前中国对外部的强硬姿态，无非是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激化的应急措施罢了。
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军力扩展、科技成就吸引著世界的目光。与此同时，胡温政权不惜成本打造软实力，大有软硬并举、运筹有方的态势。一时间，媒体上“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议论甚嚣尘上。然而，正当国际社会讨论如何应对软实力中国崛起之时，中国政府在2009年似乎突然转向，以强硬姿态面对世界。直到目前，仍然有众多的西方评论对此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何以在经济实力与国家形象均有斩获的时候转而对国际社会怒目相视，这难道不是自绝于人的举措吗？中国经济真地已经到了可以不依靠世界市场的地步了吗？中国真地已成为超越欧洲甚至压倒美国的超级大国了吗？如何解读中国不同寻常的转向，成为近来欧美舆论讨论的热点。
让世界舆论注意到中国外交转向的关键点是2009年未为期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关系到全球各国短期未来的生存环境，全球非政府组织对峰会寄予极大期望，各国舆论高度关注。对于志在争夺世界话语权的中国来说，此次峰会不仅提供了在世界舞台高调亮相的平台，也为中国从生态议题出发主导二十一世纪创造了机会。
然而，中国在哥本哈根峰会的表现却给世界展现了另一种形象。峰会之初，中国外交确有不错的表现。作为排污大国，中国曾试图抢夺历史先机，一方面主动承诺减排，会同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起草文本，从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要求欧美承担法律义务。另一方面以近代殖民被害人的名义，要求欧美担当相应的历史道德责任。然而，这一外交路向却注定不能坚持到底。中国封闭的政治制度决定中国不能接受国际透明游戏规则。峰会前期的表现越出色，决定阶段就越被动。最后结果是一方面中国因以主权名义拒绝国际核查，从而暴露了道德虚伪；另一方面因拒绝在会议文本中出现2050年全球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的目标，开罪了发展中国家。为了淡化中国对世界说不的形象，中国外交使团不得不用推诿、搪塞、排斥等超常外交手段（温家宝拒不出席谈判，以没有椅子为由排斥奥巴马参与中印巴西首脑会谈等）。
“新冷战”气息
会议结束后，世界舆论对峰会的结果和意义众说纷纭。欧陆媒体一开始并没有将峰会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而是对中美各打五十大板。但随着事实的明晰，中国的负面形象渐渐显现。无独有偶。如果说哥本哈根峰会后，中国外交姿态的变调也许还未被普遍觉察的话，接踵而来的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吁，在圣诞节重判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刘晓波，拒绝英国对死刑犯阿克毛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要求等事件则将中国强硬姿态展示无遗。2010年伊始，谷歌事件、对台军售、西藏议题等一系列问题更将美中冲突凸显出来，不仅使得曾经为国际媒体热议的所谓美中共治已无法自圆其说，更多的人从中美争端中还嗅到了“新冷战”的气息。
对于西方，中国的真面目总是或多或少隐藏在厚厚的历史积淀之下。众多的西方汉学家穷其毕生精力试图寻找中国之谜的答案。然而，多变的中国的似乎无时不在证伪观察者的结论。中国古代的辉煌、近代的积弱，当代的封闭之间有何种联系？专家们莫衷一是。如何释疑1949年以来从全民阵发性疯狂的文革到79年后的经济社会转型，再到六四对大学生的血腥镇压以及九十年代的再开放的大起大落，更构成了尖锐的逻辑挑战。当代中国的急剧变幻是国际社会“中国威胁”或“中国崩溃”论的丰厚土壤。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胡锦涛正式接任中国领导人之后，随着经济的持续上升，中国提倡软实力、注意打造国际形象的措施渐渐出台。海外的中国崩溃论也渐渐式微而让位于喧嚣有声的中国崛起。正当观察者从“和平崛起”中看到了中国强大的必然性和中国文化敦厚尔雅的证据之时，中国却突然改道而行，换上了一幅咄咄逼人、颐指气使的外装。而这一变化离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所呼吁的“不折腾”也不过一年时间。
一年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解读中国外交转向？归纳欧美议论，无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2009年是中国经济走出世界金融危机之年。亦虚亦实的经济大国梦幻在世界舞台获得广泛认可。20强峰会取代八强峰会明确显示地缘政治局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左携非洲、南美，右联印度、巴西等国制约欧美的态势已然成形。
二是中国经济力量的上升所导致的中欧、中美双边及多边关系的变化。2008年底，为了惩治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中方单方面取消中欧里昂峰会。欧洲没有也难以作出对等的回应，并且同意于半年之后在布拉格召开了另一次欧中峰会。这一回合中欧洲的忍气吞声与中国的予取予夺形成鲜明对照。2009年美国新选总统奥巴马上台，中美共主世界—“中美国”的说法浮出水面。当年11月奥巴马第一次访华，避谈人权，强调中国在新世纪的中心位置，企图通过加强同中国的对话与合作重塑美中关系。奥巴马的合作意愿被看作是软弱，为中国对美强硬提供了论据。
中国社会大变局
世界舆论的评判大体不错，只是多着眼于中国与外部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少将中国国内本身的演变联系起来。如果说2009年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度过金融危机而显示实力的话，中国社会演变本身却完全呈现出另一种景观。
2008年八月北京奥运会结束，中国当局本企望以奥运会成功后的如虹气势将国民引向爱国爱党之路，没想三鹿奶粉案旋即爆发。官场腐败日深、社会道德失范、政治必须改弦易辙的话题压倒爱国主义主旋律，迅速占据舆论空间。面对日益频繁的社会群体性抗争，迅速扩大的互联网空间，谎言与高压均有失效之虞。中国社会所流行的“下智上愚”之说，“官民对立乃善恶对立”之说极为传神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今天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2009年发生的多起事件︰邓玉娇案、石首抢尸事件，李蕊蕊事件，冯正虎回国抗争，尤其是围绕“绿坝”软件的官民博弈，均明白无误地宣示这种革命性变化的走势。网络言论空间的持续扩大给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插上了升腾的翅膀。官方虽然一方面极尽网络封锁之能事，一方面加强对民间维权力量的打击，但却无法阻挡喷薄欲出的公民社会。面对这一局面，从来没有真正脱出极权主义轨道的中国政权实际上没有选择。收紧言论空间，回到极权全盛时期，对社会进行全面掌控乃是政权的本能反应。于是，在中国内部，对维权核心组织“公盟”开刀，对川震进行调查的公民代表谭作人判刑，抓捕为毒奶粉受害家属代言的赵连海，一直到岁末将刘晓波叛以11年重刑达到高峰。
北京奥运前后，有人羨慕经济持续上升，铁腕之下政治异议人士噤声，稳定支撑发展的中国模式。然而，奥运之后的现实显示的却是中国政府正在一波接一波将维权人士推向敌对势力，将日益广大的网民逼上梁山，走上了翻墙越轨的不归路。同时，2008年西藏危机之后，七月的新疆骚乱也使得中国内部民族冲突问题更形严重。胡锦涛上台之初所提出的为延缓矛盾、争取时间的“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口号首先从内部破功。随着中国社会冲突加剧，官民对立强化，中国社会大变局其实已经开始。是顺应民意，推进政治转型，还是对抗潮流，固守权力是现政权必须回答的挑战。
从这一角度看，目前中国对外部的强硬姿态，无非是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激化的应急措施罢了。从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为标志的中国新民族主义高潮经历了反美、反台、反日一直到奥运火炬传递前后的反法，中国民族主义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再难以找到理想的假想敌了。将目标针对整个西方，未尝不是一个可以一试的选择。不过，问题在于，今天中国对世界的融入程度已经远非九十年代可比。九十年代至今，中国民族主义的泄愤对象虽几经变换，但中国向外开放却在持续扩大。互联网时代以转移国内视线为宗旨而操纵民族主义情绪已非易事。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向整个西方叫阵无异于对外宣布放弃“和平崛起”思路，要求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政权之是非为是非。中国将以新兴的政治、经济大国的硬实力取代一度大肆宣扬的软实力强国策略。从本世纪世界舆论的整体看来，应该说中国软实力战略从出台至今还是收到了明显效果的。2005年软实力概念正式被中国官方学者提出，2007年更被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被视为综合国力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此，北京政权拿出意识形态宣传的看家本领，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措施精心对外进行文化输出。中国软实力战略的特点是以经济贸易作后盾，以专断独裁开路，以利益挑战价值。这种战略不仅可以赢得非洲等地独裁国家的青睐，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短期利益。无论是为了独裁私利，还是为了竞选策略，中国软实力的推行均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部分西方利益集团的价值困境，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辩词。有了软实力的包装，独裁被解释为效率，高压被看成稳定。无庸讳言，“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说法风行一时也因为得益于中国式软实力攻势。
然而回望中国软实力政策出台至现在的全过程，对于中共决策者说来，软实力战略也许并非如此理想。孔子学院是中国打造软实力较成功的范例。据悉，自2004 年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家孔子学院开始，目前中国已在世界97个国家建立了357家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在所在国的运作依赖的是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后的资源，但除了汉语教学之外，输出的充其量也只是同中国当代共产文化毫无瓜葛的传统文化。
软实力输出的滑铁卢
更多的是负面的例子。2009年10月也许是中国软实力输出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月。当月10日，由新华社承办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闭幕。峰会通过的《世界媒体峰会共同宣言》指出，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世界传媒盛会，将对世界传媒业产生广泛、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但众多的媒体人当即指出，没有新闻自由的外宣战略企图影响西方媒体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就在中国媒体峰会刚刚结束，世界最大的国际出版盛会—法兰克福书展开幕。中国斥巨资出击法兰克福书展，有王储之称的中共副主席习近平率庞大代表团参展，希图向世界展示崛起中国的自画像。然而，经过多轮较量和争斗，中国希图排斥的中国异议作家戴晴、贝岭不仅得以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企图将法兰克福书展变成中国官方独霸阵地的行为也成为德国媒体的众矢之的。将法兰克福书展称作中国软实力输出的一次滑铁卢也许并不为过。其实，远在法兰克福书展之前，中国对外进行的软实力战也并非顺利。最明显的例子即是2008年奥运前的全球火炬传递。其时的中国雄心勃勃，希图将炫耀中国成功的奥运火炬推向全球。但是西藏危机以及中国人权状况瓦解了官营的中国形象。中国极权体系的先天不足与现领导人缺乏任何政治变革意愿的现实使得软实力战略注定搁浅。
也许正是因此，中国在2009年也在尝试一种新的软硬兼施的文化输出之路。这一路向是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一方面影响他国政府作出于己有利的政治决策；另一方面是直接干涉国外机构或组织取消不符合中国自画像的举措。属于前者的如2009年底中国利用经济强势，支持柬埔寨遣返要求政治避难的维吾尔人。属于后者则如要求各地电影节取消有关西藏、新疆的节目安排。据法国《解放报》报道，2009年中国企图将新闻检查制度向世界扩展。当年，北京直接要求法国电视台禁播两部有关中国的新闻纪录片。其中一部涉及八九民运，另一部则涉及西藏话题。不过，这样一种软实力输出显然不能优化中国形象，只能向世人显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并未改变中国极权专制的本质。
从2007年正式出台打造软实力，到火炬传递牛刀小试，再到法兰克福书展，中国软实力之路虎头蛇尾，败象已显。现在看来，软实力似乎并非一个无色无味可以任人捏拿的工具。软实力即使不是一把双刃剑，也很可能是一具飞去来器。换句话说，软实力打造过程具有某种价值导向功能。中国政府枉顾价值，将软实力看作一项形象工程，只要不惜工本，扩大声音的分贝，就可以赢得受众，获得拥戴。但是，真正的软实力要求价值感召力，要求国家具有文化与道义力量，要求国家将实力建筑于法制秩序、价值共识、对话协商、利益公平分享等软性要素的基础之上。对于国际舆论来说，专制政权提出软实力战略，也可能包含着一种价值认同暗示。这种解读可以引出天真的期待，而使舆论一厢情愿地将中国软实力建造看成是民主变革的诱因。然而，如果软实力战略仅仅停留于以经济手段为极权与独裁脸上贴金，那无非是谎言欺世的新套数而已。金钱难掩专制实质，谎言岂能打造软实力？中国政权也许一方面认为，软实力战略造成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主期待过于沉重，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觉得，现在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已无需更多的耐心同西方虚与委蛇，打形象战。也即是说，形象战的失利也是中国目前外交转向的重要原因。而从这个角度看，这一外交转向也同时宣判了中国现政权软实力梦的幻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