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云南曲靖市爆出某法官嫖宿幼女被判无罪的“新闻”———抱歉，这个是必须加上引号的，因为去年也有类似事件发生过，太阳之下无新事，奇迹之地总有层出不穷的奇迹上演———这自然引发了舆论的一致声讨。别的不说，就是被所谓“嫖宿”的幼女即使按照骨龄测定也不够16周岁，而且该法官在所谓的“嫖宿”过程中，连一审的判决都认为其有“实施过暴力、威胁等手段”，却都能被判无罪而只赔偿女孩家共计两万余元了事。
此事这两天另有进展。在当地检察机关的抗诉、说不定还有舆论的压力下，当地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如下：该法官犯嫖宿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罚金一万元。按说这算是司法的一项胜利，但我个人倒是不这么看。
说起来“嫖宿幼女”这个罪名根本就是扯淡，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视同强奸，这是载于明文的。除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理由之外，还是由于未成年人不算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体，在他或者她不能掌握自己的意志之下发生性关系，跟“嫖宿”有什么关系？嫖宿就是个买卖的过程，嫖宿幼女则等于是承认了这是个交易。而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视同强奸的规定，在这个罪名里就被弱化了。
但这个毕竟是法学界以及立法者的事儿，作为当地的法官并无能耐修改这种法律。只是要把一审与二审的证据拿出来看看的话，大概对于两次审理中，法官对于证据的采信状况有所了解。
一审的时候，法官采信的是这么一种证据：被害人的户籍是在出生两年后才登记的；其母只知道女儿1995年出生，具体的月份日期不记得了；经骨龄鉴定，被害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鉴于无法得出余某某未满14周岁的证据，一审时“只有”宣布杨德会无罪。二审的时候采信的是一审没有当回事的证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户口证明》和《出生落户证明》，被害人在案发时属不满14周岁的幼女。
您看，一审的时候弄出那么多关于年龄的证据，要是说起来都可以列入“严格执法、不枉不纵”的经典案例了，到了二审的时候，只要轻松出示公安机关具有合法效果的两份文件，整个案子的性质就完全不同。或许我们应该问一下：您还有谱没有？
无论是不足14岁的幼女还是超过14岁的少女，该法官做这种事都足够触犯了刑律，但一审判决能够在各个层面找到为其减罪的证据，就是不采信最容易得到的证据，而二审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于何等压力，这份证据才能作为了定罪的依据。要是一审在这方面做了如此多的工作，有本事就坚持自己的立场啊？怎么能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在这宗案件里，证据说白了不过是为了合理或不合理的判决找块遮羞布罢了。在这种状态之下，合理与不合理是没有区别的，反正也不是真正依法的判决。只要是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判决，哪怕是结果合理的，也不会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正是在此情况下，当地在通报此案情况时说的“一审判无罪、二审改判，是因为一审对证据的采信和认识上存在偏差，导致相同的事件作出不同的判决，不存在金钱和腐败的因素”就算个笑话了，是不是背后另有原因先不说，还有什么腐败比这种任意的判决更要命的事？金钱能够买来一次判决，但这种正确与不正确其实都是枉法，其所带来的则是整个司法系统的溃败，孰重孰轻难道还用说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