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买卖人体器官等问题近两年来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为此邀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胡宗义博士和美国劳改基金会的杨藜莉就脑死亡标准和中国器官移植等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最近有医学专家提出来说要尽快确定脑死亡的标准，以便中国的器官捐赠能够顺利进行，它认为因为中国缺乏脑死亡标准，所以中国器官捐赠遇到了瓶颈，想请胡宗义博士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脑死亡标准它和器官捐赠到底有什么关系？
胡宗义：我们一般说的死亡是人的呼吸心跳停止了，这是最简单的，但是有些人他呼吸心跳还可以维持，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从医学上来讲他也是死亡了，这种人死亡恐怕大脑的活动来研判就是大脑没有活动了简单来说。这种人叫脑死亡。
记者：还靠机器和药物？
胡宗义：对靠机器和药物还可以维持活动，其他的活动都正常，还可以吃，还排泄，身体其他部分都是好的，就是大脑不行了。
记者：就是说大脑不工作了。
胡宗义：简单说就是大脑不工作了。具体地怎么判断他大脑不工作了？可以检测这些指标。
记者：那跟器官有什么关系呢，跟器官捐赠？
胡宗义：因为这些人只是脑死亡了，因为你正常的血液循环还可以维持，所以他其他器官是健康的，这些人的器官是可以用的。
记者：就是说如果缺乏脑死亡标准的话，捐赠起来就困难一些吗？
胡宗义：这个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嘛，如果说这个人呼吸心跳还有，他家属就不会同意，他说我这个人还没有死呀。没有法律的标准的话，你把他的器官给取掉，他给你会打官司了。
记者：就是说法律要有个认定的程序。
胡宗义：对，法律要认定。
记者：问一下杨先生，最近这些年中国有关器官移植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批评，也有很多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杨藜莉：其实这个争议跟这个脑死亡的问题没有太多的联系，其实原来中国移植器官的供体国际人权组织发现他好多都是来自于死囚犯，过去中国当局还不太承认这个事实，后来卫生部长黄洁夫在一次讲话中也透露说中国有相当大比例的器官是来自于死囚犯，也就说在这些方面他基本是已经摊牌了。但这个跟脑死亡的问题没有十分直接的联系。当然现在提到脑死亡立法的问题，我认为它主要是跟中国的传统伦理有一点点矛盾。也许不光是中国，整个亚洲都有这个问题。脑死亡立法提出到现在3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器官移植的时候供体不足的问题。像胡博士提到的因为中国人他认为好像是没呼气了，没血压了，心不跳了这才算死亡。但如果真等到按照中国传统定义这个死亡的时候，他的好多器官不管用了。
记者：中国自愿的器官捐赠是非常得少，我想回过头再问一下胡博士，在美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胡宗义：美国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活着的时候就会签一个字。
记者：在我的驾驶执照上已经有一个标记。所以就是美国捐赠的网络是比较发达，是吗？
胡宗义：对，它是一致的，就说你这个人能不能捐在网络上有就知道的，到那个时候你的器官可以利用他马上就可以用了。中国这个网络本身还不存在。第二个呢，很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
记者：但是好像前几年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也非常大？
胡宗义：是这样的。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是几个来源了，一个是死囚犯；一个是亲属之间、亲友之间的捐赠。而这些捐赠里面据最近国内的一些媒体报道有非常发达的、非常庞大的黑市存在，就说你不是亲戚，或者不是亲友，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黑市把你的器官变相地卖给对方。表面的文件显示的你是捐赠，但你是出售。
记者：就是做假证了。
胡宗义：对。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限制即使将来脑死亡的标准有了立法之后，中国的器官捐献我想这个前景也不会太乐观。因为中国人都希望自己死了也得有一个全尸。这样的话黑市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了。那要惩处这部分罪犯当然需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立法条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胡宗义博士和美国劳改基金会杨藜莉讨论脑死亡标准和中国器官移植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