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tter成为部分中国网友的栖息之地，完全是中国政府日益严苛的政治审查导致的精神出走。
互联网到底会将人类引向何方？迄今为止，这点还未达成共识。1997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Lab）的负责人Nicholas Negroponte曾预言：互联网终将打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从而开创一个世界和平新时代。而中国政府投入巨资构建的金盾工程，又让人们看到了这个“美丽新世界”的虚幻性。
Twitter承载的希望能够成为现实吗？
不可否认，因特网为专制国家的公民社会诞生创造了发展空间。近两年，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一些非民主国家中成了草根民主运动的载体，如2009年6月伊朗大选当中，Twitter、facebook、Youtube成了示威者发泄不满、相互串联以及向外界传播即时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故此，伊朗大选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之为“Twitter革命”。 印尼的Facebook运动亦成功地支持过印尼主要反腐机构对抗警方的陷害。因为这些微博客曾经起过的作用，一些观察者乐观地预言：在专制国家，Twitter、Facebook等让人们有了新的合作工具，成为抗议和组织动员的“引擎”，为重构社会秩序创造了活动平台。
中国新疆7·5事件过程中，“饭否”这一微博也曾使事件的传播功能突然放大。伊朗大选经验更是勾起了中国政府无限忧愁。有此内外“经验”，中国政府对这些社交网站在非民主国家的新用途倍加警惕，并将其与美国“推行颜色革命的阴谋”联系起来。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白宫奇怪指示：社交网站帮伊朗反对派搞串联”一文，认为伊朗成为美国“新颠覆手段试验场”，Twitter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在他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新工具。而Twitter这一被西方社会视为社交工具的网络产品，被一些不甘被防火墙圈堵的中国人用来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这一现象，以及它曾在伊朗大选中起过的作用，使部分观察者赋予它在西方世界并不具有的政治功能，Twitter Politics、twitter revolution等词成为英文世界的新词汇。
中国政府担心推特革命缘于网络恐惧症
Twitter成为部分中国网友的栖息之地，完全是中国政府日益严苛的政治审查导致的精神出走。西方世界有关twitter revolution之说，是因为他们以为网上的言论压力在中国能够轻易地转化为现实压力， 而中国政府的担忧则是缘于其近年来患上的网络恐惧症。
我这一看法是基于以下事实：
1、中国网民尽管达到3.84亿人，上网普及率达到28.9%，但其中对政治话题感兴趣的可能最多不超过5％，能够突破GFW到境外上网的人数就更少。这样一来至少形成了两种区隔：一是上网人群与非上网人群在信息上的区隔；二是国内网民与突破GFW人群的信息区隔。这种区隔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判断。
2、web1.0与web2.0的信息区隔。在web1.0时代，新浪新闻、新华网、人民网以及其他新闻门户类的网站多通过人工编辑，从大量信息中挑选出符合中国政府尺度的新闻置于首页或子栏目首页中。网民们阅读的新闻，实际上是过滤后的新闻，网民接受的信息是受网站控制的。只要控制了一个人接受的信息，也就很容易控制他的思想及其判断。现在进入web2.0时代，特点是由用户贡献内容（User Gives Content），即网站的全部信息不是由编辑提供的，而是由用户提供的。目前，已经熟悉如何在web1.0掌控互联网的中国政府已将控制重点转移至web2.0。
3、网络对不同观点人群产生分化作用。这点在web1.0时代已初露征兆，如人民网强国论坛、乌有之乡这类人群聚合有很强的同质性，几乎对任何不同意见都持极端排斥态度。web2.0在用户提供内容的基础上，其用户偏好聚合的服务更加强了这种趋势。一般来说，社会成员的共同经验，特别是由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的粘性。而在一个异质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不容易了解，在处理社会问题上很难达到共识。
4、网友对事物的辨析能力与生活经验的相关性。通过twitter讨论，我发现一个现象：由于中国信息源受到控制，网友对自己能够体验的事物具有较强是非判断力，比如邓玉娇事件与官员贪腐等。但一谈到离他们生活较远的事务，如美国的政治经济、美中关系等，中共多年的宣传就成了不少人认知的出发点。以美国与波多黎各的关系而言，过去20年来的各项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已从维持“国协地位”转向为争取成为美国第51州。该地2008年6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7成的人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州，支持独立的不到2成。但直到2009年8月，中国还有人发表“波多黎各不当美国第51州”，向国内读者传达了完全错误的信息。
在一个禁止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国度里，每个人的思想形塑不是依靠教育，而是依靠个人化色彩相当浓的阅读经验及个人经验。因此中国人对于自己生活经验之外的事物尤其是有关民主自由的价值判断很难形成共识。互联网虽然能够成为交流工具，但通过这种交流改变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毒化教育的人群几十年形成的思想惯性，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渴望信息自由与渴望政治自由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这距离是需要依靠启蒙来完成的。中国目前缺乏的正是上世纪80年代那种启蒙。
我的结论是：现阶段，中国网民作为虚拟世界的“压力集团”，虽然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但并非政治组织，不会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所谓核心利益（即执政地位）产生颠覆性影响。Twitter等微博的兴盛，只是极少部分希望逃离GFW监控的中国人，在寻找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言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