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年前，被中共宣传为改革不成功的前苏联公布了卡廷惨案的真相，随着苏联档案的陆续解密，一个大国从崛起到崩溃各个时期真实的历史也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自诩为是改革最成功的国家，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了，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调查，也没有对无辜被屠杀者，对全国各地被迫害者做一个应有的交代，而且迫害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共到底要隐瞒什么？
今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怀念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立刻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热潮。二十一年了，中共高层总算有人正面触及了四月十五日这个敏感的日子。据悉，平时没人买的人民日报都因为这篇文章而脱销了，胡耀邦今天的影响可低估吗？六四早已成为横在中国人心中的卡廷事件了。
五月九日，温家宝掀起的舆论热潮就被盖过去了，因为胡耀邦亲自为中共选择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病逝了。一九八五年七月他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被胡耀邦选中接替被免职的邓力群，担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深知其利害，不愿意赴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去贵州把他接到北京的。“半生蹉跎成千古，一言不朽是三宽”（李洪林悼词）。朱厚泽不但因为胡耀邦下台而下台，也因为六四受处分而赋闲。他在胡耀邦身后，成为中共党内推动政治改革的旗手，他留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著作：《关于近现代中国改革路径的思考》、《全面改革的宣言书》以及同友人的大量思想交谈，对今天官方推出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否定，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要与世界文明相汇合的重要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
在六四惨案二十一周年之际，在缅怀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的同时，再一次破除官方蓄意制造的改革迷信，成为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改革开放应该从何时开始
前年八月，中共前主席华国锋在奥运的喧闹声中去世，我写了一篇《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的上台──结束旧时代和开创新时代的两位中共领袖》，对官方定位 “两个凡是”的两年──七六年十月“粉粹四人帮”至官方认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_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认为正是这两年，华国锋和胡耀邦开创了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胡耀邦作为政治家，做出最重要的功绩都发生在华国锋担党政军一把手的时候，说明被党史排除在改革开放之外的两年，的确像胡耀邦说的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时隔不久郑仲兵和李宇峰组织了一次《华国锋历史作用座谈会》，朱厚泽先生也莅会。会上中共党史著名教授韩钢以翔实的史料论证和胡耀邦、赵紫阳一起被从党史上抹掉，担任过党政军最高职位的中共一代领导人华国锋是真正改写中国历史的人。后来取名《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的史学著作，发表。韩钢运用大量史料推翻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做的极为不公正的决定。
更早在二○○六年六月十五日，美国哈佛大学东方研究中心教授、准备要写邓小平传的著名汉学家傅高义访问了曾经在中宣部工作十年，经历了五任部长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的郑仲兵，他们的长篇谈话记录堪称中国前十年一部内容翔实的改革内参，这部史料发表在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韩钢论证：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
郑仲兵认为：毛泽东最喜欢“四人帮”，华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这叫什么“凡是”啊？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华恢复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那怎么能说他“凡是”啊？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韩钢考证：“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的两报一刊社论。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根据邓力群《十二个春秋》自述，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是试图阻止邓小平复出。发现者是他的部下朱佳木。邓力群很快找到王震，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委会议上批判“两个凡是”，还去向邓小平反映。
郑仲兵认为：‘华国锋“两个凡是”，我觉得是他的一种策略，他要真是搞“两个凡是”，第一，他不会搞重点转移，毛泽东当时认为自己的重大发明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当然就要以革命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了。华国锋敢把它扭过来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叫做重点转移，这个了不起呀！’
韩钢考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韩钢论证：一九七七年五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早提出的改革。一九七七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一九七七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五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一九七八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绝非旅游）。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七八年九月九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
以上说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华国锋已经形成。
中国改革的第一次逆转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的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的丰硕成果，包括重点转移，对毛泽东集权主义的批判，包括华国锋对“两个凡是”做的检查，包括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时期领导的平反历届政治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为全国“地富反坏右|”摘帽，发动思想解放运动，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北京市委为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伟大成绩，都与华国锋温和、厚道的个性，善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理念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些成果都被邓小平夺去。中共之所以把三中全会定位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失去权力，邓小平夺取了最高领导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也使得中国改革发生了第一次逆转，首先文革结束后，逐步恢复的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又被破坏，文革被打散的官僚体系重新恢复和集结，在毛泽东之后又出现第二个凌驾于党国、党军之上的独裁者。邓小平通过赵紫阳告诉陈云：党只能有一个婆婆。就是一切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胡绩伟这样评价邓小平：他的思想理念，基本停留在五七年反右斗争时候。
李锐说：邓小平懒惰，又好玩，只抓权，从来不想负责任，更不会认错。
郑仲兵说：邓小平这一辈子，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对老百姓的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感兴趣的，他非常自信，他相信自己的权力和权力系统，他一贯是这样。毛泽东发动文革跟他分道扬镳的时候，毛泽东的理念跟他不一样，毛泽东是要发动群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要利用群众、掌握群众，搞群众运动，搞“群众专政”，邓小平对这套不感兴趣，邓小平是比较注重官僚系统。但在坚持专制主义原则、一言九鼎、“我说了算”这一点上，他们是不相上下的。
郑仲兵还说：批倒华国锋之后，“真理标准”就转向与“准确完整”之争了。“实践标准“的提出，恰恰是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挑战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理论、主张的不可动摇的神话，即触动了中共立党的专制主义思想基础以及为维护它的种种诡辩。而邓小平夺取最高权力之后，提出“准确完整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权术。
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秘书长，还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三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就兼任兼中宣部部长。他提出要把宣传部办成“思想解放部”，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议。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访美回来，准备了对越战争，就在会议第二阶段，抛出代替“两个凡是”的 “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冲著胡耀邦来的。
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五月下旬，胡德平又有一篇有着震撼力的回忆录问世──《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这是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中记录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华国锋还是党的主席。进入下半年，党政军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开始点豆成兵般地进行人事变更。他坚决要把华国锋拿下，接替人选就落在胡耀邦头上。高层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都不同意华国锋下来，虽然各自想法都不一样。杜导正记录的赵紫阳的这句话，准确地表现了胡耀邦当时的态度和思想活动，胡德平更以当年《个人日记》中的生动真实的记录，为赵紫阳的这句话补充了更多具有历史真实性的背景和史料。胡耀邦被选择接替党的最高职务，他以政治家的真知灼见认为“这是一招险棋”。长子胡德平也以年轻人的冲动坚决反对父亲接任。胡德平披露了父子间的多次谈话，甚至他以步步为营的紧逼让父亲拿出办法，不愿这件事成为现实。令人吃惊的是，胡耀邦想出最好的办法，是“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胡德平写道：“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胡耀邦用这样的政治改革设想，去化解邓小平的专制主义在党内复辟，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可能实现。
二○○八年胡德平在《财经》杂志，发表《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以史学家的勇气，第一次揭示了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为三十多年前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为何》一文继续这种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不但继续提供胡耀邦和华国锋两位政治家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对父辈的缺失敢于提出异议，他写道：“如果要说他还有什么做得不足不够之处，或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就是他已经看到这种人事变化是步险棋，但没有更多强调这步险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酿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党中央的主席团制度，为何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公开讨论一下这一制度呢？”
经典法西斯镇压了八九民运
八零年十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提议，全体通过，由胡耀邦代替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到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就改成总书记了。在这之间邓找王震，让王震等人说话，提出改主席为总书记，这是邓小平搞的几个步骤。
郑仲兵说：这点明显地表现出邓小平限制胡耀邦的权力，把他的权力限制在党务上。很快，邓小平安排了三套互不统属的班子：政务让赵紫阳管，管政府；军务让杨尚昆管，管军队；让胡耀邦管党务，还派了胡乔木、邓力群来掺和──胡耀邦权力事实上是很小的。邓小平说他自己是第二代核心，千真万确！他是一个太上皇，他是真正站在总管的位置，底下党、政、军“三权分立”，都向邓小平负责。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付出巨大努力，主持起草了《精神文明的决议》，写进普世价值。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时候，因为陆定一要求删除“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提法而引爆党内争论。亲历者朱厚泽总结：‘结果邓小平出来讲，“我提出来反自由化，我最坚决，我讲的最多，至少还要反二十年。不管这个话原来是从哪儿来的，都无关紧要”。所以，耀邦花了一年时间整出来的比较好的一个文件（虽然有很多妥协），通过之时也就是埋藏之时。六中全会人家记住的就是邓小平讲的， “反自由化至少还要二十年”。’
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被邓小平指示老人帮召开生活会，进行文革式残酷批斗，被逼迫辞职，有其必然性。胡耀邦是具有多种传统美德的政治家，因为读书多，同时具有现代政治理念，他和邓小平属于完全不同的改革者，邓小平一生搞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从来不读书，追求的不是宪政目标，而是国家的强大和个人的专制。邓小平的政治理念与经典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不同。薄一波等一批政治老人和胡乔木那样的笔杆子“投其所好，改革初期就制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两个神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激发起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最后遭到邓小平的残酷镇压，是经典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镇压。也是必然。
中国改革失去胡耀邦、赵紫阳后，彻底发生了逆转。
中共屠城的刀从未放下
被胡耀邦看中的朱厚泽，是中国最有思想魅力的政治家，他八十年代提出“三宽”，晚年提出“三个反垄断”：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几位学界朋友认为这是重大的立场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零八年五月他们进行了以下谈话：
朱：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方打招呼，要改变一点方针，不要箍得那么紧，要让人家自由一点儿。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来。
友：人民的立场或者是历史的立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从这一点看，我觉得您比胡耀邦幸运，就是走了这个历史过程，耀邦没机会、没时间来走这个过程。
朱：多活了十几年。
友：快二十年了。
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送走了朱厚泽。华盛顿邮报用《富人的钱和穷人的刀》为题报道中国的现实：‘贫富对立正在“好一个中国大舞台”上荒诞上演。富人的钱，炒房、炒股、炒大蒜；穷人的刀，自杀、仇杀、无目的地杀。这二者让普通人和政府都感到防不胜防、胆战心惊。”这正是邓小平屠城造成的结果，每年维稳的费用已经高达五千亿以上，和军费相当，二十一年了，邓小平举起的屠刀，从来没有放下过。专制主义不解体，这把屠刀就放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