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民自1989年夏天风起云涌的“六四运动”，就对以“反对贪污腐败，争取自由民主”为诉求而请愿和平示威的北京市广大青年学生与市民群众，遭到血腥镇压，给以极大的同情及支持。每年六月四日前后都会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活动，并在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盛大的市民群众游行；然后，到了“六四”当天晚上，大家自发地到维多利亚公园，参加悼念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数以千计被屠杀牺牲无辜学生、市民的烛光集会。难能可贵的是在大陆当局至今高压封杀“六四”的严峻情况下，香港却能不弃不离，坚持不懈，年年照常纪念，今年也不例外。
值得关注的是，“特首”曾荫权的政府，一反二十年来的常态，对香港人民今年纪念“六四运动”21周年的活动，破例开始采取严厉的“警察行动”。和往年一样，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所主办的系列纪念活动，便在5月下旬展开。5月23日，他们在西贡清水湾举办群众性的“民主风筝行动”活动，许多热情的市民前来参加和助威。飘扬在天空的“毋忘六.四”、“平反六.四”、“反对政治检控”等大型风筝，让人们永远记住“天安门大屠杀惨案”的“国家耻辱”和“民族悲剧”，坚定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
然而，５月２９日中午当支联会的干事、义工多人前往铜锣湾时代广场，一如往年在老地点摆设开展宣传活动的摊位时，有备而来的一百多名警察和“食环署”（本来应该是管吃的食物和自然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官员，蜂拥到场把他们包围起来，架起隔离的“铁马”不得出入，还禁止传媒记者进去采访。官方声称展出的两件从美国运来、由陈维明设计制作的艺术品“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门事件浮雕”，没有经过向“食环署”申领牌照，便以“阻街”作为理由，下令“清场”；还扬言他们有权将展品没收充公，对当事人提出检控云云。当支联会的李卓人、蔡耀昌、李耀基、古思尧等人，提出质询、据理力争时，警方立即以“阻差办公”粗暴采取逮捕行动，当场把一干１３人押到警署拘留。食环署官员开
调来起重机吊车把两件展品搬走。
这一次在时代广场的“警察行动”，立即引起香港公众舆论哗然。因为显而易见，曾荫权政府的真正目的，并非在乎支联会的展览摊位“阻街”、“妨碍交通”，或展品没有“申请牌照”之类的幌子，而是要改变２０年来在香港可以合法自由纪念“六四运动”的现状，加以打击、压制，进而逐步禁止。这才是“煲呔”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良苦用心。因此，许多评论认为曾“特首”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其负面效果就是削弱乃至破坏“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法》。
众所周知，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经过长达二年半谈判达成协议，于1984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对香港前途规定的十二项基本方针政策，中方在1990年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按照这两个具有国际和国内法律权威的历史性重要文件，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就是香港地区在回归后，完全不同于大陆其他地区的“特别”之处。
所谓“一国两制”，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内分别实行全然不同的两种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而在香港地区回归后仍然保持港英管治时期实行的资本主义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中央政府除了恢复拥有对香港的领土主权，把香港纳入中国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范畴，原则上不得且不宜插手香港内部各方面的事务。这样才能保证实行名副其实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以纪念“六四运动”为例，1989年在北京发生“天安门惨案”时，香港尚处于港英政府管治，广大市民拥有自由声援支持北京大学生和市民的“反贪污，争民主”爱国行动，并在被军队镇压后，每年都按时进行追悼纪念活动，自是不在话下。即使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香港内政“高度自治”的法律保障下，13年来港人仍然得以继续年年举办纪念“六四”的大型活动，从未受到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干预、阻挠。连中央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曾荫权特首这次下令警方针对纪念“六四”实施带有暴力倾向的强制“清场”与“抓人”行动，不同寻常，非同小可，不仅引起香港公众的愤慨，也令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甚感震惊！
曾荫权是地地道道的港人，在香港成长，受英国教育，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深知自由民主之可贵。希望他老人家贵为“港人特首”，珍惜得之不易的“一国两制”中香港人民的自由人权，在任期内真正维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即使不能像他的老同事陈方安生女士那样成为“香港的良心”，在香港历史上流芳百世；也无谓变成“香港的恶心”，使自己的名声让港人子孙后代“不大好闻”。特此谏言，谨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