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联合国召开第十三届人权理事会，联合国酷刑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向联合国提交了世界范围内酷刑问题的总结报告，其中较为详尽的揭露了中国的酷刑，引起举世关注。但是，诺瓦克教授在谈到中国关于酷刑的问题时，对中国的认识有所不清。
诺瓦克教授曾亲自到中国考察，但是却遇到了中共的层层阻拦和干扰，他说：“当我去中国的时候，中共外交部的官员坚持着从头到尾要派人随时与我同行。我经常被国安人员跟踪和监视，电话被窃听。中共通过窃听我的电话，掌握证人的行动，对证人进行恐吓打压，以达到阻止我们在北京见面会谈的目的。”
诺瓦克教授所作的报告整体上是客观公正的，因为很多都是他亲自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是他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显出他对中国和中共的认识有所偏差。他在报告中说：对于那些对调查进行阻挠的做法，实际上是不符合那些国家自己的利益的。他并且说：“全面客观地就按照规定做实地调查和评估，可以帮助缔约国政府努力根除酷刑、改善监狱条件。如果政府愿意利用调查的发现和报告作为坚实的基础，符合那些国家自己的利益。”
很显然，诺瓦克教授是在用一种普适性的观点来论述根除酷刑对所属缔约国的利益存在着一致性的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这也是他不能理解中共阻挠和干扰他调查中国酷刑问题的一个原因。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是属于国家的，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该党都是在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并在人民的监督中施政。在这样正常的国情下，废除酷刑当然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世界上少数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共产极权国家里，政党往往是高于国家的。虽说它也自我标榜为人民的政党，接受人民的监督，可是实质上它却是把国家当成它自己的附庸，把该党的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当然，它在奴役人民的同时也有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说辞。在这方面，中共做的最为彻底。对此《九评》有一段深刻的论述：
“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钮扣，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
《九评共产党》对中共的揭露是深刻和合乎实际的。在中国，中共可以垄断一切，当然是指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九评》还指出：“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中共建政六十年，它从来都是把国家和人民踩在脚下的。而且中共在实施暴政的过程中，最拿手的统治手段就是屠杀和滥施酷刑。只有让人民保留持久的恐惧感，中共才感到权力的稳妥和自身的安全。而让人民永远在恐惧中生存，中共就只有使用酷刑了。
在这种情况下，根除酷刑能有利于中共的政权吗？人民没有了恐惧感，去向这个外来邪灵要人权、要自由的时候，它怎么办？当然，酷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毒疮，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是中共为什么这么在意世界上对它滥施酷刑的指责，因为那是它维系政权必不可少的手段。真的要是在中国根除了酷刑的话，老百姓不恐惧了，而中共的恐惧就必然越来越大，因为那是它失去权力过程中的必然反应。一个靠滥杀与酷刑维系的暴政它本身就是恐惧于人民的；酷刑于人民有害，却对中共极其的有利。
诺瓦克教授的愿望是良好的，他实事求是的调查、客观公正的向全世界报道，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就包括中国的酷刑问题，他能够提出来，也是对中共的一个痛斥，这包含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我们应感激他。可是他毕竟对中国与中共的关系搞的不十分清楚。当然，我们不苛求于他，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能达到这种程度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讲，我们应该分清中共和中国的关系。现在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是凡符合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就必定不符合中共的利益；而符合中共利益的，就必定是以盘剥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和前提的。
中共阻挠诺瓦克教授对中国酷刑问题考察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使用酷刑恐吓中国人民以达到其无以复加的剥夺中国人权益的同时，给世界制造一个和谐社会的假象。这种流氓行径也只有邪恶的中共能够做的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