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皇帝”唐骏的“学历门”，在国内平面和网络媒体的交相轰炸报道之下，声动海内外，“唐骏”“西太生”“蒙牛丁圣”以及众多的克莱登海归文凭持有人被纷纷曝光、名誉扫地，他们可比那些宁愿在国外扫地帮厨、也不肯谎言骗人的学子狼狈和窘迫的多得多。在唐骏“学历门”丑闻波击之下，每况愈下苟延了15年的“海归黄金时代”，从此告终。
“学历门”一役，其实是中国“文凭热”伴着“假文凭热”多年弊端的一次总爆发，而且极有可能是即将到来的一场社会革命的起点。近40年来，中国从“反右”“文革”“读书无用论”“白卷英雄”这样的“反智”极端国家，走入了“唯智”（被浮躁为“唯文凭”）的极端国家，就像40年来，中国从极端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极端的资本主义那样的经历一样：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在这个年代，中国的学生背着世界上最沉重的书包，中国的教育挣着世界上最高的利润，中国的精英却有着世界最高的文凭，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假文凭、或者真的假文凭，正像唐骏所提供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文凭那样，谁又敢说那不是真的文凭？
像唐骏博士文凭一样，这种“假的真文凭”，其实正是中国教育腐败，或者中国文明还处于丛林时代的标志，中国的各级党校、各高校的“在职博士”，成为世界“真的假文凭”最大的产地，如果让我来评世界最大的“野鸡大学”的话，中国的党校必然夺冠，因为在近20年中国党政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改革中，给出最多“真的假文凭”的，没有一家能超过中国共产党党校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执政党玩中式“假的真文凭”，唐骏就会玩洋式“假的真文凭”，湖南乡亲也就敢在北京玩“萝卜章”的“假文凭”了。只要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不想自己被监督，自己的假的真文凭被曝光，中国社会的“学历门”丑闻就会永远存在。
渴望成功、走捷径是“学历门”唐骏的肇因，渴望当官、当大官，恐怕也是今天数位中央领导人当年搞“假的真文凭”的原因，尽管很难说他们今天官至极品、出入中南海的官场成功之路与“假的真学历”有多大关系，但他们官场冲顶成功的本身，却客观上放大了“假的真学历”的功用，让更多的人模仿、造假，进一步毒害了整个社会的空气。
在四个拥有博士头衔的中央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延东、李源潮）中，除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在职博士”学位似乎拿得比较扎实之外，其他的几位博士学位都是非常的隐秘、模糊。在新华网中央领导人简历介绍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学历是清华大学（地点：北京）法学博士学位，而学习时间却是在1998-2002年习近平任职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获得的，中国的省长是否日理万机不可知，但以4年省长任上、工农兵大学生的习近平，跃过硕士阶段，兼职学习直接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确实罕见，唯有2年拿到“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前微软高级经理唐骏可比。
同样类似的是政治局委员刘延东的学历，在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刘延东分别从1990-1994拿到了人大的硕士、1994-1998年拿到了吉林大学的博士，演出了另一出高官变高知的“唐骏之路”。其实剖析中国党政、国企系统的高官、高管的简历和学历，你可以发现N多的疑问，国内工作期间，也曾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朋友、上司，经常摇身一变而成为高知、博士，这个从上至下的文凭腐败，其实正是许多人都看到的、知道的，有些人投身于这片污泥，也有些人逃离这片污土，直到“学历门”丑闻，还原了皇帝的新衣，原来赤裸裸。
中国领导人的文凭腐败不消除，中国社会的“学历门”会始终存在，真皇帝的新衣不被揭穿，“打工皇帝”依然会造假。中南海内的那些“假的真”博士文凭，就是下一场“学历门”或者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