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路扬帆采访报导】02年赴美，从事金属材料工程现年近五十岁的徐先生，早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后即返国服务，在国内著名大学担任教师，1996年他阅读了法轮功著作《转法轮》一书后，成为法轮功修炼者。1999年7月，当时担任副教授的徐先生以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分走向北京信访办上访，22日下午他与一同上访的妻子返抵家门。在挨饿30小时后，他们煮了水饺。徐先生清晰的记得，就在他们吃完水饺的下午3点，电视台开始对法轮功进行了各种负面的报导。作为亲身经历者的徐先生，在接受记者的访谈后，还原了当时历史的面貌，以下是徐先生的回忆。
4.25之后（注：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之事），在北京就经常有警察到各个炼功点来，当然一般我们也不会特别理会，我们就是照常炼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上班的上班，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1999年7月20日早上，也许是7月19号晚上，中共当局抓捕了各地方的辅导员，人数可能有几千人。我们在7月20日早上知道了这个消息，十分震惊。我记得很清楚，6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着“我们不反对炼功”，也就是说不会禁止炼法轮功。但现在竟发生了抓捕辅导员这样的事情，我们几个功友互相讨论一下，觉得应该去信访局。因为我们是修真、善、忍，我们不去做违法的事情，我们通过合法的管道，去上访，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同时向他们反应一下情况，告诉他们抓人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任何抓人的理由，这些炼功人没有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
当天就有人去信访局上访，要求释放那些被抓捕的辅导员。我与妻子是7月21号、就是第二天去了信访局，在中南海的北面。我们大约早上8、9点到，但是根本进不了信访局，我们在信访局外西四附近的街边静静地站着，没有影响交通。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大概有几千人。大家的想法大概都差不多吧，就是希望信访局有人出来，听听我们的想法，接受我们的意见，并把人放了。
大约11点来了武警，来了大公共汽车，接着就要我们上车。上车就上车，上车也不知道要去那里。有的人不愿上车，就三或五个人来拉你或打你。而我们炼功人是不会使用暴力的，最后大家都上车了。
上了车发现车上有2、3个便衣，我才知道刚才在信访局外就有许多便衣在看着。我乘坐的那辆大公共汽车把我们拉到丰台体育场。当时丰台体育场内有两、三千个法轮功学员，那儿也有许多武警。起初他们不知道我们这群炼功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很紧张，体育场又很大。武警把我们隔成一块一块的，不让我们走动。在某一区块的学员不准走到其他的区块，而且每隔2、3米他们就排成一堵人墙。
这时我们就对武警讲我们为什么要到信访局上访的原因，并告诉武警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记得当天天气很闷热，下午还下了雨。当时站成人墙的武警没有雨具，很多法轮功学员就自发地帮武警撑伞以免他们被雨淋湿。慢慢地，他们态度缓和了，我们也可来回走动了。
下午4、5点时，他们要我们登记，就是把我们工作单位、个人信息都登记起来。当时大家都认为我们是堂堂正正，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因此要我们登记我们就登记。
到了晚上，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居住所在地，但大部份人都不愿意，因为我们是希望要把那些辅导员放出来。随后，我们又被胁迫地上了车。我是最后一批被拉走的，大约有三辆汽车，也就是说有三、四百人。
晚上11点左右，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进去后由门牌才知道是北京大兴监狱，接着又叫我们登记，之后就对我们不闻不问了。大家在又累又饿又渴的情况下度过了这一天。
第二天我们被拉回海淀区一个他们叫会场地方，在又一次的登记后，就把我们拉到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登记后我们回到家时已是7月22号下午一、两点了。
为什么我记得这个时间？因为我与妻子在回家途中是先到商店买饺子，当时我们已经三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回到家就是煮饺子吃，吃完之后，大约是下午三点电视就开始对法轮功做负面的报导。从那时候起，中共当局就发动所有的宣传媒体、国家机器开始镇压法轮功。实际上真正开始或者是公开宣布迫害镇压法轮功的日期应该是7月22号下午三点。那个时候电视就有对法轮功负面的报导了，接下来的几天电视都是同一个东西，中共的宣传就是这样的，没有别的节目。
在修炼的路上坚定地走过14个春秋的徐先生最后感慨地说：“中共是个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它的法律是当权者说了算。人民在信息受管制，也就是说无法自由获取信息的情况下，使他们无法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实真相。我相信，当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在中国大陆被揭开时，所有的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中共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它是如何的残害善良的中国人，它是如何破坏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