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报道浙江某上市公司涉嫌内幕交易，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全国通缉，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这一事件的分析评论。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 “其实，这宗全国通缉记者闹剧，只是内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打压传媒的丑行之一。日前《华夏时报》驻华南办事处一名女记者在报道某大型企业董事长遭二奶举报掏空企业资产的消息后，被人骗到一个商场殴打至重伤，警方至今未查出凶手。
去年年底，中央电视台一名主持人因报道河北省一宗涉及省内某龙头企业的经济纠纷，被河北某县公安以‘合同诈骗’罪名通缉，后来虽然当局在舆论压力下撤销通缉令，但至今仍未为记者洗脱罪名。不久前，重庆某报一名记者因报道当地某五星级酒店老板涉及黑社会活动，竟被公安部门行政拘留。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记者都是因报道当地大企业的负面新闻而遭殃。很明显，这些打压记者的丑行背后，都有官商勾结的影子，公安部门已沦为官商利益集团的打手。”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称：“记者和报社受到黑白两道的打击，这在过往也有显露，但像现在这般频繁也属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毫不掩饰它们的意图，不仅要在身体上重创记者，还要在精神上给予恐吓，手段嚣张而卑劣。暴力事件在数量上显示了事态的严重性，更从性质上反映了针对记者的暴力升级。这在于记者面对的不再是零星的恶人，而是握有雄厚实力的财团，以及地方财团结合在一起的、异化的公权迫害。为了封锁媒体公开真相，暴力联盟动用一切资源，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试图扑灭对己不利的媒体声音。暴力与记者正义的对立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暴力震慑想要在心理上战胜新闻界。如果新闻界不能给予合法的、效力对称的反击，一旦暴力被效仿扩散，后果难以估量。”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这类报复性打压，都披上‘依法办事’外衣，以‘维护地方和部门形象’、‘ 保护地方经济发展’为由，借助公权力对付记者。至于公权力为何与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或为虎作伥，那是触及贪污腐败的深层原因。”“官员打压舆论监督，其实正好说明舆论监督击中其要害，而在打压中，公安警察经常成为利益集团的打手、贪污腐败的保护神。就遂昌公安局对付仇子明事件，内地有人形容为‘是对媒体舆论监督权的公然施暴’，使人再一次体认，内地若未能加强制约公权力，未能有效控制执法者行使权力的裁量权，未能遏止公权力‘私有化’，则‘报复性执法’也就不可能杜绝。”
美国《新世纪》署名杜光的评论称：“仇子明所揭露的只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但它显示的本质，即政府官僚利用政治权力掠夺国家财富，侵占民众利益，却展示出权贵资产阶级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那就是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权贵资产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垄断和压迫，是现阶段社会不平等、不和谐的动因，政治权力则已经沦落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守护神和新权贵的培养基。所以，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建构一个和谐的、公平的社会，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严格的权力监督体系。特别是要通过开放舆论，实现广泛的社会监督，消除政治权力对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庇护，束缚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不再危害社会和民众，最后消灭他们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存在。这应该是落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逾越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