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郎咸平对海尔、格林柯尔和TCL产权改革过程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批评，引发了一场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当时的大讨论卷入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讨论的重心也从最初的管理层收购（MBO）是否应该停止，上升到了国企产权改革是否应该停止的高度。
时过境迁，2004年“国退民进”的大背景已悄然演变成了“国进民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企）也从烫手的山芋变成了香饽饽，自我改革的动力已经不足。中国还需不需要大量国企？国企的定位是什么？改革的方向何在？是否应该继续推进产权私有化改革？这是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事关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2004年那次大讨论的遗产，找到各界已有的共识和差异。
先说共识。第一，无论是被贴上新左派标签还是新自由主义标签的学者，都没有否认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也没有否认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只是具体实现路径上有所差异；第二，上述两类学者中大多数都认为管理层收购不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唯一路径，因为这极容易带来“内部人控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第三，两类学者都认识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危害，主张应该立法保证产权交易更加透明和规范；第四，即使是被贴上新自由主义标签的学者也不否认应该保留少量的超大型国企，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应先引入市场竞争然后再进行产权改革；最后，两类学者似乎都没有否认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特别是新左派经济学者，虽然他们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大量国有企业加快推动工业化进程，但也承认必须要通过民主和法治等手段限制行政权力、监管国有企业，而且，他们也并不主张要封杀或者挤压私营经济，把他们贴上主张集权或者大政府的标签并不公允，也不恰当。
再说差异。其实，两类学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理上，而不是体现在实践上，他们之间最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国企能否克服所谓的“所有者缺位”？如果能够克服，那么产权改革就不是国企改革的唯一路径；如果不能，那么就必须把所有国企都进行产权改革，也就是私有化。
正是所有国企都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这一说法遭到了新左派学者强烈的反击，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学者自己下定义来证明论点的正确，也就是先说产权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手里所有者才不缺位，否则就是“所有者缺位”，这就像说“男人是人，所以女人不是人”一样。新左派学者认为，如果照这样说的话，那么主张“主权在民” 的政府就必须是专制君主制才会有效率，因为只有这样所有者才不缺位。另外，有些新自由主义学者也承认应该保留一些大型国企，而且其他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等都保留了一定比例的相当有竞争力的国企，这也让新自由主义学者难以解释。
新左派学者认为只要法律规定了国企是“全民所有”，就不存在法理上的“所有者缺位”，关键是如何避免所有者难以行使权利所导致的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如果克服了这一点国企就会有效率。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左派学者更看重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监管和剥离政策性负担，是引入充分竞争，而不是产权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只能由大型国企来推动，因为中国传统的不信任文化、轻视规则的文化，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自发壮大，最近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可作为注脚。
细心的人可以看出，新左派学者并不是集权主义者，他们认为不是政府太大，而是“官”太大，不受约束，从而导致腐败横生和国企低效，如果政治体制进行相应改革，就可以避免国企低效。信奉纯粹市场经济的张维迎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也承认：“政治民主或许会使国有企业运作得更好……。然后我深信，不论什么政治体制，我的总体论点都成立（即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不相容）。当然，只有历史才会告诉我们真相。”
由于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经常见诸于各大报端，所以在此更多地介绍了新左派学者的观点。而且，新左派学者的部分观点也正在被政府有所扭曲地践行，所以有必要知道他们的基本主张。比如现在的国企改革主要集中在监管制度、人事和薪酬制度上，这是新左派学者的主张，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国有股平分给全民等极端的私有化做法并不为政府所接受，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并非一目了然。
目前的问题是，新左派学者主张的依靠民主和法治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率生存、用大企业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带动小企业发展的路径并没有被政府完全接受，现存的超大型国企成了一小撮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民主和法治的建立举步维艰；而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发展民营经济、用民富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而推动民主和法治的主张也是障碍重重，而且民营经济能否担此大任也存在不确定性。也许，现在该是进行一场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了，不仅为国企定位，也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定位，更为中国如何走向民主和法治国家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