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万亿养老金面临贬值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五个险种社保基金规模发展惊人。2001年累计结余为1639亿元，但到2009年底就近2万亿元(1.96万亿元)，9 年间增加了12倍，2002-2009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1%(养老保险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含企业年金基金；城镇职工养老和职工医疗制度中含统筹和个人账户部分)。
社保基金规模快速扩大，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社保基金实力极大增强，彻底改变捉襟见肘的被动局面；忧的是投资收益率还不到2%，没有跑赢 2.2%的CPI(2000-2008年)，处于贬值状态，且规模越大，贬值风险越大。目前社保五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只有存银行和买国债，不到2%的名义收益率既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国债投资的收益率，也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市场化的投资收益率，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之前公布的10年平均收益率为9.8%，企业年金2006-2009年平均收益率为10.5%。如果取上述二者中位数10%为基准收益率，剔除基本社保五险基金2%的名义收益率之后，1997年以来五险基金的利息损失高达6000亿元以上，相当于抵消了同期财政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所有补贴！
在过去几十年，老龄化一直被视为是发达国家的“富贵病”。如今，老龄化已经成了全球性的挑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即使没有天灾人祸，当今四五十岁的这代人在有生之年也可能看到世界人口的下降。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组织的人口学家预计，到207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的顶峰，随后下降。在此之前，一些国家的人口可能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了。
在人口萎缩所引发的老龄化问题中，东亚社会首当其冲。最严重的危机将出现在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亚最大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5年，日本的中等年龄将超过50岁，30%的人口在65岁以上，每9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是80岁以上的老人。日本80 岁以上的人口，几乎将和15岁以下的人口一样多。平均两个15-64岁的劳动力，要养一个6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日本几乎就成了一个老人院。一个平均年龄为50岁的民族和一个平均年龄为25岁的民族比谁能干活，胜算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情况，不比日本乐观。在 2000-2025年间，中国人口的中等年龄预计将从30岁提高到39岁。以这个标准算，中国到时候就是一个比美国还老的国家。表面看起来，中国的老龄化远不如日本严重，实际上却比日本更难应对。简单地说，日本是先富起来以后才老的，中国则是没有富就先老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老人，是个地道的“富翁”，生活中一般不会有大的危机。可怕的是老年贫困，无依无靠。2025年，大约13.4%的中国人口将在65岁以上。日本的老龄化达到这个程度时，人均GDP已经接近2万美元，是中国现在人均GDP的6倍左右。中国在未来16年之内几乎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更糟糕的是，到2025年，中国将有3亿60岁以上的人口。他们也就是现在40多岁的一代人，属于计划生育的一代，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到时候可能出现一个劳动力养一个退休人员的情况，比日本两个人养一个人的局面还要严重。加上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没有存养老金的习惯和制度，到时候就更无财力应付危局。
日本是个高科技发达的国家，国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受益于“终身雇佣”的制度，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工作能力。日本人的健康水平也是世界最好的。这些条件，使日本有更大的余地应对老龄化问题。比如，人手不够用，可以推迟退休年龄，让老年人继续从事商业销售、计算机、教育、设计等工作。他们在这方面并不一定比年轻人差，甚至有一定的经验优势，大多数能够自食其力，社会负担也能相应减轻。
但是这样的措施，根本无法搬到中国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工人大部分都在干体力活。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有将近一半在种地，另外1/5是矿工、建筑工人、交通运输工人，以及各种工厂的职工。你不能指望一个65岁的人再当建筑工人，就是在服装厂当制衣工也会力不从心。况且，现在许多人50岁不到就提前退休，怎么可能到65岁时突然有了工作能力？再有，中国的经济条件还不够好，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老人健康差，不仅无法工作，而且也会增加医疗费用，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老龄化现象，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机会窗”。10年后，高度的城市化，会自然压低生育率。到时候即使鼓励大家多生孩子，怕是也没有人听，“机会窗”会马上关闭，老龄化将拖累中国的经济。人口发展一方面有一定的可测性，同时又有相当长时间的惯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依赖可靠的数据而非常识来进行政策判断。
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政策的既定目标还是要让人口适当地下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避免“急刹车”所带来的意外伤害。要“缓刹车”，就得提前行动20年，通过渐进的政策转型，在人口下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的急剧老龄化。我们当年没有听马寅初的话，晚行动了20年，至今还在为此付出着代价。如今如果不能迅速接受新人口论，提前20年进行微妙的政策调整，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