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陈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 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 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有关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 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胡耀邦的“决定”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 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 训斥他。
在胡耀邦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面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开会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当时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也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工作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可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 未在党内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发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五六千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这里的唯一标准》。第 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长文。人们恍然大悟。记性好嗅觉灵的人还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发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系起来，那 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和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和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
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1978年底，不过半年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它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时‘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了“西单墙”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务虚会上的一些 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 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部分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针对自由化思潮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他又谈起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 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归集体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这又该怎么办呢?主动退回去?陈永贵没有明说。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词，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 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事实 和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打电话给陈永贵，要陈永贵到他那里去一下。陈永贵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紧闭嘴巴坐着。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 说: “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准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 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