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为政治文明及格线而奋斗
滕彪律师1973年出生于吉林省桦甸县农村。郊野为甸，桦甸便是长桦树的郊野。听上去视觉感觉不错，却是个很穷的地方。“我家又差不多是村里最穷的一家。从小直到高中毕业最大的感觉就是穷。姐弟4人，从来不想新衣服。一件衣服都是兄弟几个次递穿，要不就是拾亲戚家孩子的旧衣旧鞋穿。我经常是大年三十鞋底掉了，衣服上有洞。就是这么过来的。”在滕彪20岁以前，滕家的主食就是玉米面饼子，有时会掺点儿白面，平均一个月吃不上一次大米白面。因祖母、母亲生病，家里负债累累。“有一次开学要交60元的学费，家里拿不出来，我妈不得不到别家借钱。”直到1990年或1991年，家里才买了一台电视机。
滕彪的家在农村，但他的父亲的职业并不是农民。滕父读过美术专科，是镇政府文化站教画画的老师。与当地的农民一样，农忙时他也要做各种农活。“我爸爸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他热爱大自然，心态平和。他也热爱生活，爱好广泛，有多方面的艺术天赋，拉二胡、写书法、画画等等。平时地里农活很多，可是晚上他还要画画，画速写，我在旁边看。每年春节用毛笔写春联，我们很小，但也跟着他写。爸爸和别的底层人不一样，他从来不打骂孩子。像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挨过家长打的很少，我爸爸却从来不打我们。我们拿毛笔乱写乱画，他也不阻止。我的书法就是小学时跟父亲练成的。”
从小到大，滕彪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年级最好的。不过，他的其他能力低得出奇，很大了还系不好鞋带。读初中时，有一次舅舅来了，滕彪开口叫“姨夫”。舅舅还特高兴，因为此前这个外甥本是什么也不会叫的。那时，村里的孩子辍学的很多。“我爸我妈说，再穷再累也要供我们上学，我们想读到什么时候就读到什么时候。尽管经济压力很大，我哥我姐都读到高中毕业，我弟弟也读到硕士毕业。”初中毕业时流行考小中专，成绩最好的学生差不多都考小中专去了。滕彪却不想考小中专，而选择考高中，高中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我在北大连续呆了11年半，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3年，为完成博士论文又延了半年。2003年初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
二、北、大、火
大学阶段是滕彪的重要人生转折点。“如果我读的不是北大，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完全不同。北大还是比较宽松的，各种思想在那里碰撞。我读的是法学专业，但我经常选听中文、历史、经济等专业的课。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我连续几个学期听他的课。实际上我比较喜欢文学，是个文学青年，写诗。中学时就开始写，后来都让我烧了——呵呵，看不上眼了。我姐我哥也都是文学青年，经常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东西。”
“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朱苏力等老师，对我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袁红冰老师，给我们大二的学生上刑事诉讼法，他的课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们都是有使命感的老师，点燃了我们的理想主义激情，对我们那一拨学生有着不同凡响的影响力。那时我总是被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推动，虽然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但内心有一个很大的理想，要做大事，要朝内心理想的方向努力。当初报志愿时，我也不知道学法律是为了什么，想不到学法律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会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滕彪心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职业理想轮廓，即从事学术研究，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有影响力的人，通过自己的思想成果改变外在社会。那时他读的书很杂，专业书之外，鲁迅、哈维尔、龙应台、李敖都读。对滕彪后来影响最大的是哈维尔。“哈维尔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叫《无权者的权利》，其中的想法太切合中国实际了。他对当时捷克普通市民心理的分析，对捷克社会民主运动状态的分析，可以说与中国完全相同。哈维尔最重要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之中。这句简朴的经典给我的影响很大。在中国，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要想生活在真实之中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此前我也一直努力与身边的平庸和谎言抗争，但是在接触哈维尔之前，它并不是一种有体系的抗争。”
1989年“六四”的时候，滕彪读高二。“通过看电视知道‘六四’，但是一个小县城里没有更多的信息，也没有更多的各种传言，只有官方一家的电视信息渠道。那时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这件事，包括很多其他的事情，如各种社会热点事件、国家大的变化等等，我感觉跟我没关系。或者说，不是没有关系，而是说这些事情要等我上大学之后才去想，才去参与。只有考上大学才有资格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到北大后，第一年在石家庄军训，开始听到北京同学讨论‘六四’的信息，但还不太多。到1992年，北大校园里这种信息就多起来了。一些流亡海外人士的回忆录，各种反思‘六四’的文章，越来越多地在北大校园流行。”
1993年北大95周年校庆，校团委宣传部要滕彪和另外一个同学创作一幅漫画来配合校庆宣传。滕彪画的漫画上有火有刀，倒过来看则是北、大、火三个字。“当时整个北大乃至全社会都缺少一种阳刚之气，思想界非常沉寂，我觉得太沉闷了。画了漫画，我又写了一篇校庆宣言，大意是说北大作为一个有自由民主传统、肩负国家重要责任的一个大学，现在应该做出点什么事情，来改变这种沉闷的空气。简言之，北大应该有所作为。我用毛笔写了一张很大的海报，文配画，贴了出去。3个小时之后，那张海报被撕掉。很快查到是我弄的。我被叫到学校保卫部，部长直接对我训话。他提了魏京生等人，说‘和那些人相比，你差远了，你太嫩了’。的确我很嫩，但是我觉得做这类犯忌的事是一种挑战，很好玩，很有意思。我班的其他一些同学做得更大，把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请到北大三角地搞非常现代的画展。当时流行校园民谣，他们还请一些民谣歌手到北大搞烛光晚会。虽然北大与其他大学比起来还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但是远未达到我心中北大应有的样子。它应该肩负起整个国家的责任，应该更多地参与社会，不应把校园搞得官僚气弥漫。可以说，我是从那张海报开始反思这个体制，开始与体制抗争，开始从事体制不太容忍的事情。”
那时北大法学院的毕业生找工作不难。有些同学毕业去了大企业，如民航、石化，有的去了法院，但滕彪不喜欢那种按部就班的工作。本科毕业时本来有机会去吉林省委组织部，硕士毕业时可以去检察院、纪检委之类，他都没有去。一些亲朋好友为他惋惜，说北大毕业生，这么亮的牌子，这么高的学问，应该到最高人民法院、省委组织部之类的机构去。这么好的工作，不应该放弃。“但是对我来说，想都没想，完全不喜欢，完全不适合在那样的官僚机器上工作。我认为我还是要坚持走自己的理想主义道路。”
三、他和他的学生
“我从第一次上讲台开始，就努力与学生建立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我告诉我的学生，我们之间不是教和学的关系，不是我知道得多、你知道得少、我告诉你你才知道的关系，而是一个相动交流的关系。你可以随时举手，或不用举手就可以打断我、质疑我。每次课，我差不多都要留一半或接近一半的时间让学生提问，采取启发式、对话式教学。学生也比较喜欢这种方式，我至今都采用这种课堂教学方式。”
学生对滕彪的质疑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商榷式的，一种是戴政治帽子式的。商榷式的，学生认为老师跟他的想法不一样，针对老师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考虑。少部分学生思维和表达方式陈旧，给老师扣帽子，比如在西藏、新疆问题上，说老师附和反华势力。“还有学生说我对政府的批评完全没有道理，或认为我的想法对学生影响不好。”
“凡遇到质疑，我就跟学生讲道理，传道授业解惑。比如我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会把它强加给你，你有不接受的权利。不一样的观点并不就是附和反华势力，也与爱不爱国完全没有关系。什么是反华势力？什么是爱国或不爱国，这些都是问题。事实上这些学生需要最基本的知识启蒙，比如关于党、国、政府的区别，关于知识分子的职业品格和职业特征，他们缺乏起码的概念。我告诉他们，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批判者，而不是政府的传声筒和马仔。通常，最后学生是能认同我的观点的。影响了学生的思想，会很有自豪感或成就感。”
每一学期也会有不少知音学生。“他们非常活跃，愿意了解我做的事情，对整个社会的看法也与我的比较接近。这些学生听课非常认真，那种完全倾听、完全思考的神情，我永远难忘。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收获和享受了。为了这些学生，我也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和思想水准。这些学生搞社团活动，或自己写文章，或遇到某些具体问题，都会打电话、发邮件咨询我，与我进行私下交流，毕业之后还经常与我保持联系。”
“这几年做人权案件、敏感案件，经常被学校警告。有时不得不做一些让步，为的是能够保住这个讲台。我非常熟悉、非常相信我讲的东西，学生听得认真，我也有成就感。有不少文科教师，他们自己对自己讲的那套东西就完全不相信，十几年没有更新过自己的教学内容。自己不信自己口中说出的话，自己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乐趣，对这样的东西，学生岂能有兴趣、有信仰？学生来上课，只是为了应付点名，为了拿学分；到课堂上，看短信、睡觉，这种教学是完全没有成就感的。”
四、孙志刚事件带来人生转轨
在博士毕业之前，滕彪与校外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接触。“那时与访民没有联系，也没想过与他们联系，没这个机会，也没这个意愿。”2003年4月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把滕彪推上公众注目的位置，大大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与读博士时的两位同学许志永、徐江三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除暂住证制度。在封建时代，老百姓向政府官员上书或喊冤是被鼓励的，可是在共产党时代，许多时候上书和喊冤几乎是犯罪甚至是造反的同义词。“上书前我们想了，即便因此被学校处分或开除，这个事也要做。当时正是非典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就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络。”三人不仅没有被各自供职的大学开除，反而成了媒体上的名人。不过，三人的学校虽然没开除他们，但滕彪和许志永的博士导师朱苏力教授却似乎把他们开除出了师门。此后，凡有滕彪和许志永出现的师生、同道聚会，老朱拒绝参加。朱教授大约希望他的学生做书斋学者，不要干这些出头椽子的事。
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维权事件，2003年底，有媒体称这一年是中国维权行动元年。此后，维权运动波澜迭起，“维权”一词开始成为时事关键词。“2003年的一系列事件给维权运动奠定了基础，或者说互联网时代的维权运动是从那开始的。孙志刚事件是一个少见的官民互动维权成功的案例，但它只此一例，无法模仿，不可复制，构不成一个维权模式。它最后的那个结果，有太多的偶然性在里面。后来那么多维权行动，孙志刚事件的结果没有重现。”
孙志刚事件之后，滕彪等三个博士出名了。各地很多访民寄来信件和材料，还有些人打来电话，请求帮助，冤案信息源源不断地汇聚过来。“为因应形势，我们成立了中国公民维权联盟，许多法律工作者也参与进来。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么多的法律工作者参加进来呢？此前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言最多的是经济学家，如茅于轼、张曙光、周其仁、张惟迎、盛洪等，许多公共事件都是他们在发言。后来逐渐发现，很多问题单从经济角度是谈不下去的，必定要涉及政治制度、司法制度问题。所以，90年代末期之后，在公共事件的讨论中，法律学者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现在，在公共事件里，法学领域的专家、教授和律师的声音都是最突出的。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现象。”
“公盟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对我们寄予非常大的希望，认为我们能量很大。实际并不是这样。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绝大多数案件，我们并没有能力改变其判决结果。我们能提供援助的案件也仅占到达我们手里案件的1%-2%。我们只能挑选那些有一定社会影响、具有制度典型性的案件去做。比如宗教自由、计划生育、拆迁、公权力的使用、公民受教育权等方面的案件，涉及刑讯逼供、酷刑、死刑的案件，等等。我们希望通过办理个案，推动中国社会某个方面获得进步，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
我们选择介入的多数案件，从判决结果看，不能说是成功的，但又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的。在办理的过程中，我们发起一系列讨论，通过公众舆论改变观念和人心。比如关于外籍人口在北京的教育平等权问题，我们开了几次会，接了几个案子之后，就有很大进步。我们最关心的不是案件当事人个人的命运，不是某一个案的具体结果，而更看重同类问题的总体解决。有些情况，比如法轮功案件或一些政治案件，无论谁介入，以什么方式介入，判决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良心犯无辜，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案件的意义，这也算有成果。还有些案件，虽然败诉了，或久拖不决，但是当事人却可以因我们的努力而得到一些好处。比如拆迁类案件，通过立案、开庭和网络媒体推助，虽然无法根本改变法院判决，却往往可使当事人拿到更大的利益——原来每平米补3500元，现在则可能是4500元或5000元。有人问我，接触这么多的案件，基本上都是败诉，你不对法律失望吗？这涉及到我研究的法理学。法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具体的法律条款，一个是法律所代表的永恒价值，如正义、公平、理性之类。即使我们不能在具体法律条文上获得胜诉，可我们毕竟在为法律所代表的永恒价值而奋斗，对此我从来没有失去信心。”
